关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贸易手段，曾在美国的财政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达到了50%到90%的联邦收入份额。在那时，没有所得税，联邦政府规模较小，关税成为了维持财政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怀抱着这段历史辉煌时期的美好记忆，特朗普总统曾提出过一项颇具争议的经济主张——以关税取代所得税，回归历史上“成功”的关税时代。然而，正如多位经济学家和预算分析师所指出的，这个想法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误区，且极有可能对现代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特朗普上任以来，关税率的平均水平从2.5%一跃提升至约25%，创下多年以来的新高，甚至接近上世纪早期的水平。
这些新关税的目标多为中国制造商品及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和促进制造业回流。尽管初衷是为了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现实却远比设想复杂得多。根据分析，如果维持现有关税水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将每年需承担超过50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成本，间接形成对经济的巨额负担。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强调，关税的提高将允许大幅削减乃至取消对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群体的所得税。然而，这种简化的税收替代方案忽视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且总统本人并无权单方面削减所得税，这需要国会立法批准。考虑到当前美国联邦债务高企，以及政治分歧激烈，大规模削减所得税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从数字角度来看，2024年美国约有32000亿美元的进口额，平均关税税率仅为2.5%，因此关税收入约为800亿美元。在同期，个人所得税收入高达2.4万亿美元。按此比例计算，如果想用关税收入完全替代所得税，关税税率需暴涨至75%。然而，现实经济中价格弹性和消费者行为的反应使得这种简单的数学换算变得不成立。 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使得消费者购买意愿减少。过高的关税将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陡增，从而大幅减少进口商品的销量。
进口商品是一国经济和消费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量的下降也将影响相关产业链的上下游，扰乱市场秩序。随着进口额的不断萎缩，政府想通过提高关税税率来弥补收入缺口将变得愈发不现实。此时，关税越涨，进口额越低，税收收入反而可能出现递减现象。 此外，关税的涨价效应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消费者难以简单转向国内替代品，尤其是某些关键原材料和制造品。在特朗普实施高关税政策后，美国企业成本明显上升，导致产品价格提高，消费者购买力降低。
事实上，关税变相等于对广大美国家庭和企业增税，违背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初衷。 历史的经验也为我们敲响警钟。19世纪末期的关税体制虽然为联邦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造就了诸多贸易扭曲，限制了市场活力和消费者选择。随着现代税制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复杂化，所得税体制的进步为美国财政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公平的资金来源。简单试图抹去所得税而依赖高关税，不仅忽视了经济发展环境的变迁，更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贸易紧张局势。 从国际贸易关系来看，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也引起了重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弹。
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冲击，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出口市场被动萎缩，贸易逆差状况短期难以改善。贸易伙伴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使得美国部分行业和地区遭受严重冲击，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分裂。 在政策规划层面，关税作为一种财政工具，其作用远非单纯的收入来源。关税可以起到调节国际收支、保护新兴产业的功能，但不能作为替代所得税的根本解决方案。所得税作为累进制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可替代，有助于财政公平和社会稳定。放弃所得税将导致税收体系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削弱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
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政策制定者需要透彻理解关税的本质和局限，避免简单直接的经济逻辑误用。综合考虑税收结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承受能力的平衡方案，才是确保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力提升和合理的税收改革，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健增长，才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 综上所述，特朗普提出的以关税取代所得税的设想，不仅忽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未考虑政策实施的复杂环境和后果。历史数据显示，单一依赖高关税体制无法持续支撑庞大的联邦财政，更遑论替代多元化的所得税收入。关税政策的调整应立足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而非简单追求收入替代的数量目标。
未来的美国税收和贸易政策，需更加科学理性，注重整体经济的稳健和可持续，避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