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二次方筹资（Quadratic Funding，简称QF）作为资助公共物品的创新机制，在Web3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以Gitcoin的资助项目为例，截至2024年1月，利用二次方筹资机制已分配超过59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尽管二次方筹资以其理论上的最优性令人心动，但事实上，它离真正的最优资助机制还有不少距离。其背后的各项假设往往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导致该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深入剖析这些前提条件，才能更好地理解二次方筹资局限所在，并为未来公共物品资助机制的改进提供启示。首先，财富平等是假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理论上，二次方筹资假设人民财富分布均匀，因此更大的捐款意味着更高的边际效用。然而现实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差距极大，富人和穷人在贡献公共物品资金的能力及意愿上有明显差异。举例来说，十位富有的艺术赞助人各捐赠一百万欧元，合计一千万欧元，根据公式，二次方筹资将为该艺术项目匹配高达一亿欧元的补贴。而十位低收入者每人捐赠一百欧元，总额仅一千欧元，但依此计算会获得一万欧元的补贴，资金投入与社会效益之间存在明显的错配。结果导致资源更多地流向具备高支付能力的群体，可能无意中加剧财富再分配的不公平，背离了公共物品资助的初衷。其次，免费补贴的假设也极具争议。
二次方筹资的理论最优性依赖于补贴部分是无偿的，即补贴资金不会给资助者带来成本。然而实际运作中，这些补贴往往来源于税收或者牺牲其他社会资源的机会成本，间接由公众负担。当富裕群体享受了更大补贴，普通纳税人则可能承担更大的负担，造成财富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转移。这样的补贴设计不仅损害社会公平，也可能激发公众的抵触情绪，阻碍机制的持续运转。利己贡献者的行为假设也是二次方筹资最优化背后的关键条件。理想状态下，所有贡献者都是完全利己的，直接体验到贡献带来的个人效用。
若贡献者出于纯粹利他主义，未能直接获得效用，则可能导致项目过度资助，反而降低整体社会福利。例如三位艺术赞助人各捐赠一百万欧元，其获得的个人享受带来高额边际效用，社会整体产生正向福利增益。对比于三家慈善组织向癌症研究捐赠同等资金，因效用仅由受益患者体验，三家机构自身并无直接效用，结果反而在资金与实际效益间出现负面差距，社會福利净值下降。这显示若贡献动力非以个人效用为准，则二次方筹资效力大打折扣。关于均衡发现的问题，二次方筹资要求贡献者能预测其他人的资助水平，据此调整个人出资达到纳什均衡。然而现实中，贡献者缺乏完备信息，难以准确洞悉他人的投入，因此难以理性决策。
缺乏良好均衡发现机制将导致资助活动充满猜测，结果难以实现理论最优。在多项目资助时，某项目突然吸引大量关注可能导致许多人误判最终均衡，形成资源错配和浪费。此外，项目资助预算必须足够大以覆盖理论上的资助缺口。若组织者预算有限，无法承担所有项目的匹配资金，将不得不选择多重均衡之一，造成资助效率与社会福利的下降。资本有限情况下，虽然可以采用资本约束式二次方筹资，但本质仍因资金不足而导致机制性能下降，最优性丧失。另一个核心假设是贡献者对项目拥有完美知识，包括所有项目的信息及贡献情况。
现实世界中项目公告有限，宣传不充分或者项目本身复杂，使得贡献者难以对所有潜在资助对象作出理性且全面的评估。那些善于造势和营销的项目往往占据优势，吸引更多赞助，忽视了潜在效率更高但知名度较低的项目。资助资源配置因此受到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扰动。关于贡献者必须独立行动也是假设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二次方筹资假定没有协同作弊、虚假身份或串通行为存在，否则便可能爆发财务欺诈和资源被盗用的风险。事实上，Sybil攻击和贿赂策略已在多个平台频繁出现，严重威胁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尽管已有研究和实践尝试引入防串通和防伪造改进措施，如连接导向的集群匹配方法，但这类改进通常牺牲了机制的单一均衡和理论最优性，使实际操作更复杂且难以把控。整体来看，二次方筹资尽管在理论层面展示了令人艳羡的最优资助分配功能，但其背后的八大核心假设——财富平等、免费补贴、利己贡献者、均衡发现、充分预算、递减边际效用、完美知识与贡献者独立——在现实多半难以同时满足。缺乏这些条件，二次方筹资结果往往远离理想，甚至带来逆向效果，如资源错配、财富再分配逆转及资金浪费。当前学界和实践界正积极探索针对这些不足的改进途径，尤其是在防止协作作弊和负面外部性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如何兼顾公平、效率和激励机制的稳定运行，仍然是公共物品资助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更广阔的公共资助视角出发，可能存在或将涌现出比纯粹二次方筹资更适应现实条件的资助机制。
理解二次方筹资的不足，有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制定更加灵活且公平的公共物品资助方案，推动社会资源朝向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分配。未来的公共物品资助机制，势必要在激励兼容、信息透明、抗作弊与社会公平等多个维度取得平衡。只有跳出单一理想模型，结合多元化手段和实际环境限制，才能真正实现公共资源高效且公平的筹资与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