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航天局NASA在全球太空探索与科学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作为纯民用机构，NASA的使命是推动科学进步和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类对太空的认知和和平利用空间资源。然而，2025年6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引起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白宫竟然直接向美国联合参谋长主席丹·凯恩将军寻求关于下一任NASA局长候选人的建议。这一异常举动激起专家们对军方影响文职太空机构的深刻担忧，也暴露出当前美国太空政策中的复杂政治动因。白宫的这次变动，不仅打破了军文分界的传统，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美国长期奉行的科学探索与军事防御两条空间政策路径的界限。白宫发言人称，此举旨在确保新任NASA局长能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愿景保持一致，并有助于领导人类踏足火星，插上代表美国的旗帜。
尽管总统明确表示由凯恩将军负责筛选合适人选，但并未透露具体审核细节和是否征求其他军事高层意见。凯恩将军本人此前已退休，曾是F-16战斗机飞行员和国家警卫队长期成员，担任过CIA军事事务副主任，但他并无深厚的太空探索学术或技术背景。正因如此，凯恩将军成为联合参谋长主席时，已获总统豁免多项法定资格限制，令外界对其适任性颇感质疑。空间政策学者和专家对此表示震惊和不理解。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塔德·哈里森直言，联合参谋长主席与NASA局长无任何职权或汇报关系，更不具备挑选太空探索领导者的专业资质。维多利亚·萨姆森，非政府组织“全球安全基金会”空间安全与稳定负责人，则强调民用与军用航天必须严格分开，呼应美国“教会与国家分离”原则——军方参与选择民用太空机构领导，严重违背这一精神。
回顾美国太空事业发展史，NASA自成立以来始终保持和平探索为核心，即便在冷战最激烈时期，美国与苏联在太空领域仍能开展合作。1975年NASA主导的“阿波罗-联盟”联合太空任务标志着两极对立后的罕见科学交流。此后美国航天员赴苏联空间站Mir生活和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均彰显科技合作的优先地位。因此，任何军事势力参与文职航天行政选拔都被视为对这一传统的挑战，带来军方政治化倾向的严重隐患。特朗普总统曾以创建太空军（Space Force）为自豪，该军种主要职责在于防御地球外部威胁，并未实质派遣部队入轨作战。虽然国防部与NASA存在合作关系，比如军方人员被选为宇航员，但两者目标根本不同，前者注重安全防御，后者专注科学发现。
此次由凯恩将军介入NASA领导人选问题，还引发了对美国军方政治中立地位被侵蚀的担忧。凯恩作为退休军官和总统特批人选，本身已经打破军权交接惯例，一旦被赋予政治派任选择权，将可能使军队高层卷入党派计划，破坏军队一贯倡导的规范和形象。同时，特朗普曾初选亿万富豪商人、商业航天飞行员贾里德·艾萨克曼担任NASA局长，但在“彻底审查关联关系”后临时撤回提名。艾萨克曼本人认为，自己被撤销与其与埃隆·马斯克的关联有关，因为马斯克也刚刚退出特朗普政府。这彰显出白宫对航天领导人政治立场和商业背景的敏感和防范。随后市场传出潜在人选之一是空军退休中将史蒂文·夸斯特，此人积极支持太空军设立，并曾主管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是典型军事背景代表。
对此凯恩没有公开回应是否推荐夸斯特，消息也无从核实。由此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军事渠道强化对NASA的控制，融入“美国优先”战略框架。但太空探索历来是多党合作与国际协作成果，不同于单一军事行动，过度军事化或许会影响NASA的独立性和科学纯洁性。这种做法引发学界和业界对未来美国太空外交政策方向的忧虑，担心和平合作传统遭到破坏，国际间航天项目不再平稳运转。与此同时，媒体和公众也纷纷探讨军方在文职机构叶选拔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利益与科学探索自由，将成为接下来太空政策的关键议题。
此次事件也提醒人们重视文职空间机构的透明度与独立审核机制，以保障其专业性和非政治化发展。未来，无论谁最终出任NASA局长，都将肩负起不仅拓展宇宙边界，也维护机构公信力与使命纯粹性的双重责任。综合来看，白宫此次询求联合参谋长主席推荐航天局领导人的举措，既体现了军政间新变化的政治现实，也暴露了美国航天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空间领域，保持NASA科学探索的独立性和和平使命，是确保美国在宇宙中持续领先和影响力的重要保障。因此，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需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积极推动空间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空间治理的民主化，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促进科技进步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