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季，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然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此表达了强烈质疑。他指出，这份协议并非真正的双赢交易，而是一种看似“交易”实则成效有限的安排。克鲁格曼的分析从多角度揭示了此协议背后的经济逻辑及政治意涵，同时提供了他认为更理想的谈判方案，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历来以强硬著称，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展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此次与欧盟的所谓“交易”延续了这一风格，尽管美国对欧盟商品加征的关税有所降低，但仍高于以往水平，达到了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施行以来的水平。这不禁令人怀疑，特朗普的贸易举措是否真正以美国制造业的振兴为目标，亦或仅仅是出于政治炫耀和国内民意操作的需要。
克鲁格曼特别强调，这次所谓的交易主要是美国对欧盟征收15%的关税作为交换，承诺获得来自欧洲的“投资增加”，但这一投资更像是以贷款和担保形式存在，而非实质性的资本流入。与之前与日本达成的类似“协议”相仿，都缺乏实质性的贸易利益交换。更荒谬的是，协议对欧洲汽车的关税减免更为宽松，而这些汽车在美国的零部件含量较低；相比之下，加拿大制造的车辆反而受到更高关税的限制，尽管后者包含大量美国零件。这种安排无疑对美国国内制造业构成了不利影响。对于批评者质疑克鲁格曼为何不提出更好的方案，他回应称，实际上理想的贸易关系早已存在。他指出，2024年美国与欧盟间的非农业产品平均关税仅为1%左右，双边贸易接近平衡。
这表明，如果维持现状，甚至不采取激进的贸易壁垒，双方实际获得的经济利益会更为可观。克鲁格曼构想的理想协议应包含极低的出口关税，接近平衡的贸易额，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在欧盟自由运营并赚取丰厚利润。另外，欧洲企业应向美国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且应为真实投资而非简单的贷款或担保。这不仅有助于稳定两方的贸易关系，也能反映真正的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为什么特朗普偏离这条显然明智的道路？克鲁格曼认为这主要缘于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个人理解和意愿，并非基于合理的经贸分析。事实上，欧盟早已开展符合理性规范的贸易行为，没有实质性的过失需要改正。
美国却通过加征高关税来“显示强硬”，实际上阻碍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克鲁格曼还指出，这样的贸易政策将加剧不平等，损害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依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估算，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将令美国经济长期萎缩约0.4%，而底层和工薪阶级的实际收入会减少约1.5%。这与同时段富人享受的税收减免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政策倾向于加大社会财富差距。欧盟对此次协议的回应也呈现微妙态势。尽管欧盟有权对美国的单边关税实施报复性措施，但此次选择了克制，避免极端的贸易冲突。
克鲁格曼认为，这种态度虽保护了经济利益，但却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形象显得软弱，可能削弱其处理未来重大挑战，尤其是协助乌克兰应对危机的能力。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此次暂时放弃了将欧洲增值税视为对美出口壁垒的指控，避免了原本可能激化的经贸争端。尽管如此，该协议在政治层面仍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特朗普通过强调“胜利”实现了短期政治加分，鼓励其持续推行激进贸易政策。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损害了全球经济稳定，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对国际合作与联盟关系也造成了长远的伤害。克鲁格曼将这次协议称为“政治上的糟糕之选”，并戏称其为“nothingburger”，意即无实质内容的空壳交易。
总的来看，克鲁格曼的观点明确表达了对特朗普贸易策略的批评，并强调了理性和实际数据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性。他通过对2024年美欧贸易实际状况的剖析，向公众揭示了当前贸易紧张局势背后的真相和误区。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与欧盟应当致力于推动开放且公平的贸易环境，而非通过简单粗暴的关税战破坏既有的平衡。未来，政策制定者如果能采纳克鲁格曼的建议，放弃政治化的短视策略，真正从经济长远利益出发，或许能实现更加稳定、富有成效的国际贸易合作。同时，欧盟也应加强自身谈判能力，积极寻求通过策略联盟和自主发展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避免在面对不合理单边政策时处于被动地位。这场贸易争端及其背后的治理方式，彰显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与挑战。
只有理性沟通、诚实合作，才能避免受损最深的始终是普通民众的利益，保护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罗·克鲁格曼不仅作为经济学家，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深刻洞察。他的批判和建议对于理解当代国际贸易政策、以及推动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