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TikTok宪法权力主张的惊人扩展：解析行政部门的权力边界

近年来，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的兴起不仅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娱乐浪潮，也引发了关于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和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在美国，TikTok的问题成为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热议焦点。美国司法部近期通过《获取信息自由法》（FOIA）披露的一系列信件，袒露了前司法部长潘·邦迪（Pam Bondi）向苹果、谷歌和甲骨文等科技巨头发出的法律意见，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行政权力扩张和对宪法权力分配的挑战。本文将系统解析这些法律信件及其所反映出的政府对宪法权力的惊人主张，探讨其对美国三权分立和法治精神的深远影响。 司法部的信件核心在于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PAFACAA）的不执行承诺。PAFACAA是一项旨在规范和限制外国控制的应用程序在美国市场运营的法律，且已于2025年初被最高法院确认合法。

然而，司法部却在信件中宣称“不可撤销地放弃对相关公司在不执行期间违反该法案的追究”，这不仅令相关企业在法律风险面前感到迷茫，更体现了行政部门对法治底线的模糊态度。因为无论过去的行政决定多么明确，将来新一届政府都不必受上一届的“不执行”承诺约束，意味着法律执行权被政治因素严重左右。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司法部在这些信件中提出了极为大胆的宪法论断。它主张总统基于宪法第二条赋予的权力，拥有在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中优先于国会立法的权限。信中明确表示，若总统认定“突发关闭TikTok”将妨碍其履行保护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职能，则有权“正确解读PAFACAA，使其不妨碍总统的核心权力”。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保障总统有效应对突发外交和安全挑战，但实质上这是行政部门跳过国会授权，自行决定法律执行与否的大胆权力主张。

此类主张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关于“法律必须被忠实执行”的基本原则。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有责任实施国会通过的法律，不能因个人或政治意愿否定立法机构的决定。尤其在外交事务上，国会拥有明确的权限，包括“管理与外国国家的贸易”，这正是PAFACAA法律制定的宪法依据。若总统随意置国会法律于不顾，无疑削弱了立法机构在外交政策中的宪法地位，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极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展。 历史上，最高法院曾在Zivotofsky诉克里案中限定了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绝对权力范围。该案确认总统在承认外国领土主权上的排他权，但同时强调这一权力具有狭窄限制，并未否定国会在外交领域的大量职权。

司法部的信件无视这一司法先例，模糊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界限，进而制造了一个“外交事务例外”，允许总统随意豁免不利于自身外交政策的法律。 司法部还利用了所谓“宪法规避原则”，声称PAFACAA可被“正确解读”为包含总统行使外交权力的例外条款。然而，根据这一原则，仅在法律存在歧义时，法庭才能选择一种避免宪法冲突的解释方式。而PAFACAA条文明晰，围绕90天延展及强制剥离程序，根本不存在歧义。司法部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对国会立法精神的公然否决，是对法律文本的曲解，甚至可被视为行政部门的“事后否决权”，对法律权威造成严重侵蚀。 这场围绕TikTok的争议从表面看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技术监管，实则是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

它揭示了当前行政部门对自身权力的极端想象——一个超越宪法限制的“帝国行政”，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总统权力来削弱国会的法律职能。这不仅威胁着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挑战了美国宪政秩序的基本原则。 更广泛看，TikTok事件反映了全球化和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权力分配面临的新挑战。信息技术产品因其跨国属性和庞大数据资源，迅速成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妥善平衡行政效率、国会监督与司法制约，是美国法治进入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当前的案例提示我们，宪法权力的边界不能因短期政治利益而被随意扩展，否则将埋下制度风险和治理危机的隐患。

总结而言，美国司法部在TikTok案件中的宪法权力主张，体现了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野心，但其法律和宪法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对国会权力和联邦制原则的尊重。此种做法违背了“总统须忠实执行国会法律”的宪政框架，有可能颠覆三权分立的权力均衡，给美国的法治体系带来严重考验。未来，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司法监督确保行政权力在宪法轨道内运行，将成为美国宪政发展的关键课题。TikTok事件不仅是一场社交媒体的政治博弈，更是对美国民主基本法治价值的严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