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印度，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扩张的重要舞台，见证了复杂的帝国治理体系和跨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殖民官员不仅是行政管理者，更是文化、外交和经济的中介者。约翰·麦克弗森（Sir John Macpherson）作为这类中介者的典型代表，其经历和行为反映了所谓的“地理不道德”——即殖民帝国对待不同地域采取的不同道德标准，接受在殖民地广泛存在的腐败与利益输送，而在本土则坚守道德框架。麦克弗森与他的对手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e）之间的冲突及决斗，更深刻体现了这种道德矛盾及其对帝国政治的影响。麦克弗森的崛起始于苏格兰的斯凯岛，凭借贵族引荐和勤勉，他进入东印度公司，迅速攀升为重要政治人物。他于1767年抵达印度马德拉斯，开始了个人在东方的冒险。
借助马德拉斯总督乔赛亚斯·杜普雷的庇护以及与贝尔加尔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紧密合作，麦克弗森成为公司最高理事会成员，并于1785年接替黑斯廷斯出任总督。在此期间，麦克弗森不仅是公司的官员，更充当印度本地政权与英国之间的代理人和中间人。与此同时，布朗作为黑斯廷斯的军政助手和波斯语学者，任职于德里的莫卧儿皇帝沙阿·阿拉姆二世宫廷，致力于培养对印度本地政治和宗教（如锡克教）的深入了解，为公司提供重要情报。两人虽然同属东印度公司阵营，却在对待莫卧儿帝国及其周边诸侯的策略上产生分歧。麦克弗森强调减少英国对莫卧儿的军事支持，更依赖外交合作和权力平衡；布朗则坚持维护与沙阿·阿拉姆的政治联系以制衡强大的马拉塔势力。政治上的矛盾最终演变为私人的仇恨，导致两人在伦敦的海德公园进行决斗。
该决斗不仅是一场个人荣誉的较量，更象征着东印度公司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帝国信息网络”中的权力博弈。麦克弗森和布朗的争执体现了殖民官员作为“帝国中介者”的双重身份。他们一方面作为英国政府和公司的代理人，推动殖民政策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又以私人身份为印度本地统治者和利益相关者谋取利益。他们囊括了外交、财政乃至军事的多个层面，模糊了公共职责与私人利益的界限。麦克弗森作为“纳波布”阶层的典型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还从与印度统治者孟买尔汗（Muhammed Ali Khan Wallajah）等人的贷款和代理中积累可观财富。这种双重代理行为正是“地理不道德”现象的核心。
在英国本土，腐败是被严厉谴责的罪行，但在遥远的印度殖民地，却被容忍甚至默认，成为维持殖民统治和利益最大化的隐秘机制。这种“不对称道德”引发了当时英国政界尤其是政治哲学家爱德蒙·伯克的激烈批判。伯克在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审判中，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官员普遍的贪腐，指责公司已蜕变为一个“披着商人外衣的国家”，其权力基础和运作方式威胁着英国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麦克弗森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更像是一位策略家，他通过舆论操纵和权力运作，试图掩盖自己的私利和腐败，同时将布朗作为替罪羊推向风口浪尖。这场权力和利益的博弈，折射出东印度公司既谋求中央集权控制，又在殖民地通过复杂网络实现经济剥削的矛盾。殖民地的财政结构同样揭示了“地理不道德”的另一面。
东印度公司自斐洛克萨尔战役（1764年）获得的印度北部领土财政直接控制权（称为“迪瓦尼”权利）为公司带来巨额收入，但这并非单纯的税收征集。公司官员通过高利贷向地方诸侯提供巨额贷款，随后利用金融压力控制他们，间接扩大权力范围。麦克弗森个人亦通过与卡纳提克邦纳瓦布的密切关系获得庞大利益，这种行径加剧了印度广大农民的负担，使得所谓“间接统治”实则是对当地社会的深度掠夺。在印度社会层面，麦克弗森和布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中介姿态。布朗倾向于维护莫卧儿皇权的合法性和传统秩序，虽有学者之尊却陷于权力边缘；麦克弗森则更注重与印度不同统治集团建立灵活联盟，使公司能以较低成本巩固势力。两者在信息收集、文化交流和政治谈判中的角色，体现了东印度公司依赖当地知识与网络的“信息帝国”建设。
伴随其社会影响，殖民官员之间的分歧引发了系列冲突和争斗。真实事件中，布朗被麦克弗森撤职后被抹黑，最终选择了通过决斗捍卫名誉。这种肢体冲突象征了帝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凸显了官员道德与政治利益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历史上还有与之类似的对决，例如沃伦·黑斯廷斯与菲利普·弗朗西斯之间的冲突，都展现了东印度公司高层充满敌意与斗争的政治氛围。对麦克弗森和布朗所在时代的更广泛审视显示，东印度公司的崛起既依赖于对印度财税体系的深度渗透，也植根于对本地政治动态的巧妙操控。殖民者通过文化调和与信息收集，塑造了一种对外解释的正当性框架，如强调莫卧儿帝王阿克巴宽容政策为依据，隐蔽了实际侵略和剥削的事实。
这种策略不仅稳固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使“地理不道德”成为殖民主义的常态。随着18世纪末东西方政治格局的变化，内部的腐败、利益冲突以及对外压力使东印度公司的体制开始脆弱。麦克弗森等人在伦敦和印度的游说和利益关系，象征着帝国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尽管面临威胁，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中叶的印度民族运动爆发之前依旧维持政权，但其依赖的制度基础正逐渐失去合法性。总结来看，麦克弗森与布朗这两位18世纪印度殖民地官员，生动展现了作为帝国中介者的双重身份和矛盾角色。他们既是殖民利益的推动者，也是文化和政治交流的桥梁，但更多表现为权力掠夺与腐败的代表。
“地理不道德”作为描述这种现象的概念，提醒我们殖民帝国通过对不同地域采取差别化的道德标准，掩盖其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操控。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深入研究，不仅帮助理解英国帝国的运作机制，也反思殖民制度遗产对现代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借助麦克弗森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18世纪帝国权力网络的复杂性，理解殖民官员如何在模糊的道德边界中实现自身与帝国的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最终也因这些内在矛盾而显露出衰败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