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基于应用程序的送餐和快递服务迅速发展，DoorDash作为行业的佼佼者，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高频次的订单量，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食物配送公司之一。然而，随着其商业模式对劳动者权益的冲击日益凸显，DoorDash也逐渐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特别是在纽约市，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激烈，成为劳工权益与科技资本冲突的典范。 2025年纽约市市长民主党预选赛出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DoorDash慷慨解囊，向支持前州长安德鲁·库莫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高达100万美元，试图推动这位政治人物赢得选举。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
由Zohran Mamdani领军的进步派候选人不仅在选举中大胜，同时还得到了本地送餐员组织“Los Deliveristas Unidos”的强力支持，这一群体代表着约6.5万名通过应用程序工作的送餐劳动者。这一结果不仅是政治上的挫败，更象征着基层劳动者力量的崛起。 Zohran Mamdani的竞选纲领重点关注提升送餐员的工作条件和工资保障。他提议到2030年，将送餐员的最低时薪提高至30美元，主张为配送应用实行许可制度，以规范行业运作，保障配送员的权益和安全。Mamdani形象地描述了配送员在城市中高速穿梭、面临极高职业风险的现实，强调尽管这些劳动者承担着巨大危险，却因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无法享受基本的最低工资和工作安全保护。Mamdani的政策还涉及增设资源支持送餐员，改善城市街道基础设施，包括扩展交通部门的电动车项目和建设配送员集散中心，这些细节回应了基层劳动力面临的切实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DoorDash等大型配送平台则采取了强硬的反制策略。早在2024年，纽约地方政府推动通过法案，要求提高送餐员最低工资标准，引发了Uber、GrubHub和DoorDash的法律诉讼。这些公司声称，为了承担更高的工资成本，他们不得不提高消费者收费，并限制平台上的劳动者数量，试图以市场机制的限制来减轻政策压力。与此同时，配送应用也通过调整界面设计使消费者更难直接为送餐员小费，被批评为对劳动者的“报复”行为。在芝加哥，更早出现了被称为“芝加哥费用”的额外收费，而在纽约公司还曾就服务费上限提出诉讼，可见其策略均围绕降低成本压力实施。 不仅如此，DoorDash在2025年还被迫解决了一宗涉及小费扣留的诉讼案件，被判支付1680万美元赔偿。
在公众舆论和媒体关注压力下，配送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对劳动者权益的忽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Los Deliveristas Unidos”组织中领导人Antonio Solis表示：“当广大新 Yorkers 关注的是劳动阶层的利益，而非剥削型企业的保护时，变革之力不可阻挡。”这一表态代表着广大劳动者对公平待遇的强烈渴望和团结抵抗的决心。“Los Deliveristas Unidos”作为工人自发组织的力量，已成为推动政策变革和维护送餐员基本权益的重要推动者。 DoorDash面对批评和阻力，试图通过政治游说和选举捐款来逆转局势。该公司高管John Horton公开表示，他们支持那些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体现务实领导力的候选人，强调愿意与城市新领导合作，寻找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
然而，在实际政治竞赛中，这种财力支持却未能有效压制基层力量的崛起。 这种局面映射出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现代平台经济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防止大资本对劳动者话语权的侵蚀？纽纽约市的这次民主党预选，不仅是一场选举，更是围绕平台经济劳工治理模式的制度创新之争。 回溯历史，平台经济一方面便利了城市生活，推动了服务的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大多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缺乏传统雇佣关系的保护，收入不稳定、缺少福利保障、职业安全隐患大成为常态。送餐员职业风险高，事故频发，长时间工作带来的健康影响，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呼吁。纽约市政府的立法尝试，如最低工资法案、电动车项目和工人支持设施建设，体现了政府层面意图在新经济形态下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努力。 此外，政治过程中的群众动员和工人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
像“Los Deliveristas Unidos”这样基层组织的崛起展示了劳动者在数字时代获得集体话语权的可能。它们不仅通过组织罢工、倡导政策，还积极介入政治选举，推动候选人将劳动者权益写入施政纲领，形成从街头到政府机构的联动效应。 DoorDash事件中，政治捐款的反面效应凸显出，单纯的财力并不能取代民意和基层组织的力量。企业若忽视行业劳动力的真实诉求和社会公正的呼声，势必遭遇社会反弹和政策阻力。纽约市的经验为其他城市和行业提供了宝贵借鉴：应加强对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的立法保护，鼓励工人自治和参与政治，推动建立多方共治机制。 展望未来，平台企业能否与劳工组织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利益均衡，将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合理的工时安排、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公平透明的小费分配制度，可能成为平台经济改革的新方向。另外，城市层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法规创新也不可或缺，如电动车充电站、集中配送站点及优化交通规则，以促进安全和效率并重。 这一切表明，尽管DoorDash等巨头试图通过巨额资金影响选举和政策，真正推动变革的还是立足基层的劳动者团结与社会对公平的坚持。在这场斗争中，纽约市送餐员不仅是受影响者，更是变革的推动者和社会正义的守护者。 总结来看，DoorDash在纽约市的失利不仅是一场选举风波，更是平台经济时代劳工权益保护的重要转折点。它反映了数字时代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新动态，也预示着未来社会治理、劳动法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刻变革。
各方力量如何携手共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城市劳动力生态，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劳动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