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古代人口的遗传背景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古DNA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家终于成功从位于努韦拉特的一具距今约2855至2570年公元前的古埃及成年男子遗骸中提取到了可用于全基因组测序的DNA,为探索古埃及王国时期人群的基因来源提供了直接而宝贵的证据。该个体的人体遗骸与陶罐一起安置于凿刻的岩洞墓中,较为独特的葬俗或成为其DNA保存良好的关键因素。测序数据显示,这位古埃及人的基因组主要由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构成,但同时约20%的遗传成分源自东方肥沃月湾地区,涵盖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近东区域。这一发现生动体现了数千年前埃及与近东文明之间不仅存在物质文化交流,更发生了人类迁徙和基因流动。研究背景下,埃及王国的鼎盛时期通常被视为公元前3150年至公元前30年左右。
早期王朝时期至古王国阶段,埃及政治逐渐统一并建立起复杂的社会架构和文化体系。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当地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导致DNA劣化严峻,使得古埃及遗骸的完整基因组测序极为困难。此前,仅有极少数晚期墓葬地(如阿布西尔·埃尔-梅勒克)出土的遗骸获得有限核DNA数据,且多为历史后期(公元前7世纪以后)。努韦拉特个体的数据打破了这一纪录,赋予研究人员认识紧邻早期王国时期且此前未曾获得基因组学数据古埃及人的绝佳机会。科研团队通过严谨的放射性碳定年,确认个人生活年代属第三至第四王朝时期,正值埃及古王国盛世的开端。遗骸的解剖与骨骼分析显示,这位男性身高约157至160厘米,寿命显著长于当时平均水平,推断为44至64岁。
牙齿严重磨损及多处关节与脊椎严重退变,暗示其一生经历过较为强烈的体力劳动,推测职业或与陶器制作相关,令人发人深省其高社会地位与劳作强度的反差。多种稳定同位素分析进一步佐证其成长和生活环境在尼罗河谷地区,饮食结构以陆生动物蛋白及谷类植物为主,符合该地区史前至古代人群的饮食特征。经过数轮单链DNA建库和高通量测序,研究团队最终获得了覆盖全基因组约2倍的测序数据。在全球范围的现代及古代基因组数据库对比中,努韦拉特个体在主成分分析(PCA)中最接近于当前的北非及西亚人群,遗传聚类分析支持了其基因构成的混合特征,且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均为现代北非及西亚地区较为常见的类型。通过qpAdm模型计算,该遗传个体的基因组最佳解释为约77.6%源于公元前4780年至4230年间的摩洛哥中新石器时代居民,其余22.4%与公元前9000至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人高度相关。此外,部分模型中还检测到极少比例来自黎凡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遗传痕迹。
此类成分组合显示,埃及早期王朝时期的人口遗传背景复杂,既根植于北非本地新石器时代人口,也深受近东地区新石器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符合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倡导的早期农业文化扩散和新石器“套装”引入埃及的假设,也支持人类迁徙并非仅仅传递物质文化,比如陶器轮、植物驯养或书写系统那么简单。遗传数据显示,在埃及与西亚之间的人口交流早于第四王朝,可能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甚至更早延续。努韦拉特基因组中未见显著撒哈拉以南非洲遗传成分,反映出当时埃及人的遗传结构主要是北非与西亚成分,而非东非或中非群体较大的贡献。与近代及后来中间期埃及人的遗传成分也显示了差异,第三中间期(公元前787年至544年)的埃及遗骸中检测出更多来自青铜时代黎凡特的基因流,可能与随后的社会变动、外族入侵或移民波动有关。现代埃及人则表现出更为多样的遗传背景,融合了努韦拉特类似的古埃及基因、北非中新石器时代基因、青铜时代黎凡特成分及相对晚近的东非和中非基因流。
努韦拉特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打开了解古埃及早期人口历史的新窗口,验证了长期存在的文化交流背后亦有人口移动的事实。面部重建结合骨骼分析推断其肤色至深棕至黑色区间,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较为可能,呈现出古埃及民族多样性的一面。未来更多早期埃及遗骸的全基因组测序将不断丰富我们对这片文明摇篮的先民起源、族群流变和社会构成的认识。努韦拉特发现也为古DNA保存困难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针对陶罐葬送及特殊墓葬处理带来的DNA保存潜力。整体而言,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加深了对古埃及族群基因构成的了解,也促进了北非与近东史前人群迁徙互渗的学科融合,推动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跨界探寻文明发展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