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被广泛认为是科技与资本市场深刻变革的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独特的繁荣。其中，Meta（前Facebook）、谷歌（Google）、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和微软（Microsoft）这五家科技巨头，凭借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持续增长的盈利能力，成为资本市场的绝对主角。这五家公司不仅推动了市场价值的显著增长，也重新定义了现代经济的许多基础要素。理解2010年代的变化，需要从多个层面解读这些巨头成功的根源以及背后的技术和社会变迁。首先，数字经济在这十年被迅速放大。
虽然互联网的商业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甚至经历了著名的dot-com泡沫，但2010年代真正呈现的是数字技术与生活高度融合的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移动应用的爆炸性增长极大丰富了人们的使用场景和需求。相比2000年网站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改变了用户与数字内容互动的方式。其次，网络效应和平台经济的加深巩固了这些巨头的市场地位。Meta和谷歌依托广告收入，掌控了人们在线注意力的绝大部分。苹果通过打造封闭却极具吸引力的生态系统，锁定了大量用户。
亚马逊则利用其电商平台和亚马逊云服务（AWS）双重优势，改写了零售和计算行业的规则。微软虽然在消费端不及其他四家耀眼，但凭借云计算与企业服务稳固了自身的市场份额。广告和云计算成为推动这五家公司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其中，广告主要依赖于对用户注意力的最大化变现，而云计算构建了信息基础设施，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弹性和高效的计算资源。正是这些商业实践，使得他们2010年代的复合年均盈利增长率约达到17%，远超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7%左右。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表现，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印度资本市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数字经济的价值聚集效应极其显著。
众所周知，2010年代智能手机的流行促使互联网用户平均在线时间倍增。普通美国成年人的每日屏幕使用时间达到7小时以上，移动端占比过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FAAMG五大巨头控制了超过85%的在线时间，形成了近乎垄断的注意力经济格局。社交媒体成为现代社会交流的主要场所，数字生活开始与线下生活相互渗透。用户不仅在网上获取信息，还在平台上构建社交关系、进行购物、娱乐及工作。两种生活——线上与线下——的界限日益模糊，数字领域的“公地”成为新的争夺焦点。
正如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早在1970年代指出的，“信息消耗注意力”，当信息量激增但注意力有限时，谁能够有效激活和捕捉注意力，谁就能在市场中取得优势。FAAMG的成功，恰恰是对这种注意力经济的卓越驾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爆发不仅是技术供应端的累积效应，更源自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的根本转变。在智能手机和高速移动网络环境下，用户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在线，依赖互联网解决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信息浏览到即时通讯，从购物支付到云端存储，数字生活逐步成为主流。企业在这样的生态中，通过精准广告和云服务谋求变现，为资本市场带来丰厚收益，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然而，2010年代的尾声，用户在线时间的增长逐渐趋于饱和。随着数字内容和服务数量泛滥，用户注意力竞争日益激烈，进入所谓的“红海”阶段。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和变现机制，成为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未来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智能助手和无处不在的计算环境的兴起，线上线下界限或将更为模糊。或许一种新的注意力管理与经济模式正在形成：用户的决策可能逐步交由智能代理承担，信息分发和消费的方式将更加个性化和自动化。科技巨头若能继续把握住这一趋势，维持在新型注意力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仍有望实现新的增长曲线。
对中国来说，2010年代的这些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一方面，国内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同样深耕数字经济，注意力经济和云计算服务成为增长关键。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庞大用户规模和独特的数字生态环境，为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平衡创新、监管和用户权益保护的挑战。展望未来，数字经济仍将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FAAMG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创新须与用户需求紧密结合，同时打造生态体系和网络效应，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随着计算能力提升、智能化水平加深以及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我们可能见证在线时间再度增长以及全新商业模式诞生。总之，2010年代的金融市场和科技产业的演进，折射出社会结构、技术进步与人类行为的深刻转型。数字世界作为新兴生活空间，不仅反映了技术如何塑造经济，同时也提示着未来生活方式的演变方向。理解这些趋势，是把握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脉搏的关键。未来尚未揭晓，但关注人们的时间与注意力如何被激活与利用，将始终是洞察经济发展前沿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