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作为高致病性禽畜传染病,自2022年以来在美国境内大规模爆发,已感染超过1.74亿只鸟类,导致无数养殖场被迫扑杀,家禽市场与相关产品价格飙升,对农业经济和公共健康构成严峻挑战。近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公开表达了让H5N1病毒在家禽中不加限制扩散的观点,主张通过让病毒“自然传播”以识别可能的免疫鸟类,从中获得科学启示。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大量传染病学家、兽医及健康安全专家的强烈反对,担心这种放任策略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更有可能引爆新一轮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禽流感H5N1病毒属于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病毒亚型,以高度传染性和致死率闻名。该病毒主要通过野生水鸟、家禽及业余饲养者的养殖群体传播。除了家禽,已有48种哺乳动物感染案例,包括狐狸、臭鼬、浣熊、海豹甚至北极熊等。
近年更惊人的是,H5N1病毒已发现感染牛群,涉及美国17个州的1000多个奶牛群。尽管人类感染病例目前极为罕见,且尚无人传人证据,但与动物接触频繁的养殖工作者中已有零星感染。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评估当前对公众的健康威胁尚低,但病毒的跨物种传播提升了未来变异为具有人传人能力病毒的风险。肯尼迪及罗林斯提出的“允许病毒自然传播”策略,表面意图是通过选择免疫个体,培育抗病品种,减少长期疫情影响,进而稳定家禽产业和降低蛋价。但是专家们普遍认为,这种想法存在科学和实际操作上的严重问题。禽流感病毒置于开放式环境下的迅速传播,恰恰提供了其不断复制、突变并适应新宿主的极佳条件,可能加速病毒的进化步伐。
病毒感染家禽的时候会大量排病毒,扩大环境中病毒浓度,增加其他动物乃至人类暴露风险。此外,家禽养殖业的繁殖链条复杂,大多数养殖鸟不直接繁殖下一代,意味着即使有个别鸟类存活,也难以形成具有遗传免疫优势的后代。H5N1的致死率在家禽中高达100%,即使存活个体也不足以替代或重塑整体群体免疫。纵观欧美与亚洲禽流感防控经验,及时扑杀感染鸟群是防控该病毒传播的核心措施,结合严密的生物安全管理、疫苗研发和流行病监测,才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与此同时,相关专家强调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呼吁加强兽医、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及农户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构建全面、透明、快速响应的疫情管理机制。在资金保障层面,近年来美国农业部预算面临削减,进一步限制了养殖业、生物安全及疫苗技术的支持,增加了防控难度。
一些专家指出,若农业部和卫生机构未能获得充足资源,将难以抵御禽流感的持续威胁,甚至引发更广泛跨界的传染风险。禽流感的严重影响不仅体现在人畜健康领域,还波及经济和社会稳定。禽流感导致的鸟类扑杀迫使蛋价和肉价大幅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消费者生活成本。同时,相关出口限制和进口政策也扰乱了国际贸易,间接影响农户收益与国家经济安全。如果H5N1病毒通过人类感染并具备持续人传人能力,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病毒大流行,严重威胁公共卫生,重演甚至超越新冠疫情的冲击。面对这一风险,社会各界需高度关注政府相关决策,批判性审视防控方针的科学依据。
专家普遍建议应继续执行包括迅速扑杀感染家禽、强化生物安全措施、增加科学研究与疫苗投入、深化疫情监测与跨部门合作等多项措施,切实降低病毒扩散与变异可能。通过严格管理有效防止禽流感病毒在人类中的溢出和扩散,将大幅降低新一轮大流行爆发的概率。总结来看,RFK提出的让H5N1病毒在家禽中自然传播以寻求免疫优势的建议,虽有一定科学探索动机,但从疫病控制和公共健康角度出发,是极具风险且不可取的策略。病毒的快速扩散与高致死率,繁殖策略的复杂性,加上病毒适应性强、跨物种潜能大,使得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为全球健康安全埋下隐患。有效治理禽流感病毒,仍需依赖科学研发、严格监管与整体合作框架,避免形势失控并降低未来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机率。各界需持续关注疫情动态与政策调整,推动精准有效防控措施落实,维护人类与动物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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