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繁荣议程（Abundance Agenda）。这一议程不仅是对经济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新思考，更隐含着独特的权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主党内部的理念斗争和政策选择。繁荣议程由知名评论员埃兹拉·克莱因与德里克·汤普森共同撰写的同名著作提出，引发了广泛讨论，从华尔街日报到大西洋杂志均将其视作民主党未来命运的分水岭。本文将深入解析繁荣议程的权力观念，探讨其为何会成为民主党内部分歧的焦点，以及它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潜在影响。繁荣议程的核心思想在于将资源与技术的丰富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强调通过创新和扩展供给侧的能力，减少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传统政治理论往往建立在权力零和游戏的假设之上，资源有限，权力便是从对手手中争夺而来。
而繁荣议程则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主张通过技术进步、系统优化和规模效应，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资源富足，从而重塑权力的分布和行使方式。这一视角对民主党的治理思路提出了挑战。过去几十年，民主党在执政蓝州中往往依赖规范规制和财富再分配来解决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服务缺乏的问题。然而这些传统手段在繁荣议程的论述中被指出存在固化资源配置的弊端，反而限制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持续进步的潜力。繁荣议程支持者强调，只有建设“充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广泛且持续的社会福祉提升。该议程还引入了“权力解放”的概念，意味着通过扩大资源供应和提升技术能力，使得社会各阶层能够脱离对权力中心的依赖，激发基层和个人的自主能动性。
这使得民主党的权力结构与传统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带来了组织结构和政策设计上的革命性思考。例如，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希利（Maura Healey）提出的“住房充裕计划”，便直接体现了这一理念，通过大规模扩展住房供应，降低居住成本，解放城市土地和市场的潜力，突破了以往政府调控住房市场的传统模式。在繁荣议程的视角下，政策重点从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分配正义，转向如何利用科技和政策创新创造资源充裕的环境。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同时反映了对民主党中间派及左翼阵营的巨大挑战与机遇。一方面，繁荣议程的策略被不少蓝州政府和部分联邦官员接受，表明其在实际治理中具备可操作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也引发激烈的内部辩论和分裂，如《华尔街日报》与《民族》杂志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评价其对民主党的影响，凸显了繁荣议程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摩擦与张力。
权力理论的转变，同样意味着民主党需要重新定义其政治联盟和选民基础。传统依赖于有限资源再分配的政策渐渐难以满足中产阶层及新兴产业劳动力的期待，他们更青睐有前景的经济增长与创新机遇。繁荣议程正是回应了这部分选民对于经济繁荣和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试图构建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治理框架。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看，繁荣议程强调通过技术赋能和体制创新，突破资源和权力的固有限制，促进更广泛的公共参与和财富创造。这种权力的新理论不仅是治理技术的改造，更是一场政治哲学的革命，使得权力不再是单纯的控制和分割，而是创造和赋权。尽管争议不断，但不可否认，繁荣议程的理论框架为当前面对全球化挑战、技术革命和社会不平等的美国政治，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民主党作为美国进步政治的核心力量，如何平衡传统资源再分配与繁荣议程倡导的资源创造，将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政治生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总的来说，繁荣议程的权力理论突破了传统政治权力的零和思维，倡导通过技术和政策创新实现资源的极大丰富与普遍共享。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更是一种政治哲学宣言，呼吁重新构想权力的本质和运作方式。随着这一理念在民主党内部引发的辩论日益激烈，理解其权力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把握美国未来政治走向及民主党改革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未来的政治竞争和政策制定，将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如何在资源“充裕”与公平正义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展开。繁荣议程及其权力观，或将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关键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