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冲突事件,分析斯诺与利维斯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战,揭示这场知识界对决背后反映的深层文明分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永恒存在的主题,而20世纪中叶英国知识界爆发的一场著名论战,至今仍为我们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察。这便是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与文学批评家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之间关于两种文化的激烈交锋。这场论战不仅仅关乎学术观点的分歧,更触及了人类认知世界、回应存在的根本方式,其影响延续至今,仍在我们的教育体制、文化政策乃至日常思维中回响。 斯诺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瑞德讲座上发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时,这位出身于莱斯特郡中下层家庭的学者已经凭借其 semi-autobiographical 系列小说《陌生人与兄弟》声名鹊起。他的人生轨迹堪称英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典范,从工人阶级社区一路攀升至伦敦上流社区的红色砖楼,与贵族名流觥筹交错。当他站在剑桥大学庄严的参议院大厦讲台上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然而,他即将发表的演讲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并将两种文化这个术语永远铭刻在知识史的版图上。 斯诺的核心论点建立在他独特的双重身份之上。作为一位曾经接受物理学训练、后来转型为小说家的知识人,斯诺自豪地宣称自己能够自由穿梭于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之间。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道日益扩大的文化鸿沟。科学家们阅读文学作品,但态度敷衍,将查尔斯·狄更斯视为晦涩难懂的小众读物。而文学知识分子们虽然对科学保持着某种礼貌的敬意,却连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概念都一无所知。
斯诺以略带讽刺的口吻指出,这种无知程度堪比一个人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任何作品。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痕正在加速扩大。三十年前,两个群体之间至少还维持着一种僵硬的微笑;而如今,连这层虚伪的客套都已荡然无存,双方只剩下彼此做鬼脸。 然而,斯诺对两种文化的诊断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激进。他明确表态自己站在科学家一边,将文学知识分子描绘为消极怠惰、沉溺于过去的群体。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传统知识界对工业革命视而不见或心怀不满,而工业化却是穷人的唯一希望。
更具争议性的是,他暗示文学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负责。斯诺认为,科学家们是积极进取的群体,他们与人类生存的悲剧处境进行英勇斗争,致力于增加世界的幸福总量。他们拥有未来在骨子里的信念,这种信念也使他们比文学知识分子更具道德优越性。在斯诺看来,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科学家的思维经过与现实世界的接触磨练,能够诊断社会的顽疾并提出解决方案。 斯诺的教育理念同样充满实用主义色彩。他主张英国应该大规模投资于科学家教育,让这些掌握技术理性的精英未来执掌权力,引领国家走向繁荣。
科学是解决方案,而科学方法因其定量精确性,能够快速识别和提拔人才 - - 这是一种完美的精英制度。斯诺本人正是通过勤勉工作而非出身或人脉攀升至社会顶层,因此他对此类 Meritocratic 制度抱有特别的热情。 演讲发表后,反响如斯诺本人所料,席卷了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旁观者》杂志连续数月刊登关于两种文化的读者来信,知识界的重要人物纷纷加入讨论。美国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其为"我所读过的关于知识困境最具挑衅性的讨论之一"。斯诺的声誉达到顶峰,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短暂任命他为技术部官员,1964年他更是获封男爵,自诩为"斯诺勋爵"。
他选择的座右铭是拉丁语格言:Aut Inveniam Viam aut Faciam,意为"我要么找到一条路,要么开辟一条路"。斯诺甚至期待着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在斯诺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一位令他又恨又怕的批评者已经磨刀霍霍。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是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核心人物,以其严苛的学术标准和几乎对所有人都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而闻名。他身材矮小、棱角分明、目光锐利,让学生望而生畏。正如克莱夫·詹姆斯回忆的那样:"他是严肃本身的化身,甚至连秃头的方式都很严肃。
"利维斯对英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除了 I·A·理查兹之外,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将文学确立为一门严谨的学术研究科目。他创办的季刊《审视》培养了整整一代文学批评家,其中包括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尔特·霍尔这样的杰出人物。 1962年2月,利维斯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发表题为《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的里士满讲座。这位被媒体称为"风暴多恩"的学者在讲座中展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他告诉听众,斯诺"在智识上毫无特色可言",是一个"智识虚无主义者",其知识"令人震惊地贫乏"。他甚至表示:"斯诺当然是一个 - - 不,我不能说那个词;他不是那样的人;斯诺自认为是个小说家。
"利维斯认为斯诺作为小说家根本不存在,"他不能被称为了解小说是什么"。整场讲座充满了对斯诺个人及其学术声誉的系统性摧毁,以至于现场有愤怒的剑桥人愤然离席。 《晚间标准报》曾预测这将是"风暴多恩的天鹅之歌,必将精彩激烈"。果然如此。然而,利维斯的愤怒不仅仅针对斯诺个人。在他看来,斯诺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代表着空洞、麻木和毫无生气的知识分子生活。
真正令利维斯愤怒的是,这样一个"智力平庸"的人竟然被尊为"先知" - - 仿佛他能够与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等伟大英国小说家相提并论。在一个真正懂得伟大文学价值的世界里,斯诺早该被嘲笑至消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被加冕为思想领袖。因此,利维斯要摧毁的不仅是斯诺本人,更是整个"制造"了斯诺的无灵魂体制。 利维斯将这种体制称为"技术-边沁主义"。这个词看似复杂,实则概括了一种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分析和还原性思维是通往真理和福祉的最有希望的路径。这种思维方式以效用为核心理念,使用精确的逻辑和公式语言,追求严谨性和确定性。
它系统化、概念化,依赖数据而非轶事;客观性比主观性更受重视。它是唯物主义的,倾向于认为语言能够相当准确地反映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包括边沁及其功利主义后继者托马斯·赫胥黎和 H·G·威尔斯,以及斯诺的挚友 J·B·S·霍尔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精辟地概括了这种区隔:"边沁教导人们追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而柯勒律治则追问:这意味着什么?" 利维斯的批评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这种对精确性和分析性的执着追求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 - "生命"。生命是利维斯思想的核心主题,但同时也是最令人费解的概念。他相信,伟大文学的标志 - - 正是这些文学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 - 是它们能够呈现生命、召唤生命、让专注而投入的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文学是生命的所在地。如果一篇作品不能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生命,那么它就不配被称为文学。生命的缺失是利维斯最常表达轻蔑的原因。 然而,"生命"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利维斯认为,这恰恰是一个不应该被追问的问题。生命太宏大、太流动、太深刻、太无穷无尽、太无边无际,以至于无法被定义。他偶尔给出的线索同样模糊不清:"生命(也就是创造力)";"生命是人类核心的创造性行为";"生命是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回应的成长与变化"。
这些定义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后来嘲讽的那样:"如果你要求对生命的定义进行某种理性的理论陈述,你就已经证明自己身处外围的黑暗中:要么你感受到了生命,要么你没有。" 尽管如此,利维斯对生命的态度并非毫无根据。对那些难以言说之物的指向性冲动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或许是普遍的现象。语言的边界 - - 即我们可以对世界说些什么以便他人能够理解并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 - 本质上是流动的。我们的存在体验既不能被我们的意识完全捕捉,也不能被我们的语言完全表达。
借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观点,当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时,部分努力是尝试说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是试图用语言表达那些尚未被表达的感觉或现象。对于某些人来说,逻辑、精确性、量化、定义和分析为理解自己和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希望。对于利维斯来说,在伟大文学中感受生命时,有必要保持其神秘性不受分析、量化或定义的侵蚀。生命的本质神秘最好通过不使其明确化来照亮,而是通过伟大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示生命可以在哪里被发现。 对于利维斯来说,生命并非"外在"的某种东西可以寻求或交流。它不是精神或上帝。
它更像是一种世俗的取向,搜寻当下的非凡品质、平凡中的非凡。它赋予自然以超自然的色彩 - - 这是美国批评家 M·H·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浪漫主义思想的标志,也是利维斯思想的标志。在与艺术的每一次相遇中,通过使用"是,但是......"这样的句式导航文学,能够获得更好的判断。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强调个人邂逅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这种与他人的共同导航,可以得出更好的判断。 利维斯认为,技术-边沁主义无法解释所有可以被思考的事物。这种以科学主义和对逻辑与清晰性的奉献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似乎要么忽视生命的神秘,要么试图通过分析来驯服和压制它。
这样的人没有被那个神秘所累 - -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可疑,也是为什么斯诺这个"被启蒙的盲目威胁"如此令人不安。斯诺代表着对生命的否定,对生命神秘的漠视。他将生命这个难以名状的品质降格为"生活水平"这样乏味的术语,威胁着将所有使生活有趣和富有创造力的事物固化。技术-边沁主义者不懈的确定性忽略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东西,而这种忽略实际上是对这些东西的贬低。 斯诺与利维斯的对决揭示了更深层的文明分歧。这不仅仅是两种学术观点的碰撞,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之间的根本冲突。
斯诺代表着实用主义、进步论和对技术理性的信念;利维斯则代表着对文化传统的守护、对生命神秘的敬畏和对人文价值的坚持。前者关注的是如何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 - 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后者关注的是如何让人类生活得更有意义 - - 通过精神层面的充实。这两种取向都有其价值,也都有其局限性。 在当代语境下,两种文化之争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非但没有弥合,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化。人工智能的崛起、生物技术的突破、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都在不断提出新的伦理问题,要求科学与人文进行深度对话。
然而,当前的教育体制和学术分科仍然沿袭着两种文化分离的逻辑,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进行真正有效的沟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文化冲突呢?或许斯诺和利维斯的论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试图将两种文化合并为一种,或者发明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可能都是徒劳的。这两种文化反映了人类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理性与感性、分析与直觉、物质与精神。它们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理解和接纳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两种文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反思我们的智识生活和存在方式的最广泛领域。我们在对处理人类体验的不同方式进行判断。
这些不同的方法当然会碰撞,有时是有成果的,有时则不然。但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也是要看到人们带到生存中的多重意图,人们对其劳动和研究的各种希望的巨大多样性;这是参与一场关于体验本质的不可抑制的对话,在最高层面上提出终极问题。而这正是利维斯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所在:追问"为了什么 - - 最终为了什么?" 五十多年过去了,斯诺与利维斯都已作古,但他们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科学与人文各自的独特价值与内在局限。斯诺提醒我们,技术进步是改善人类命运的重要力量;利维斯则警告我们,不要在追求效率和精确的过程中丢失了那些使人类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东西。只有同时倾听这两种声音,我们才能在物质进步与精神充实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创造一个既富裕又有意义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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