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围绕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民主党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两位进步派国会议员(“小组成员”)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和科瑞·布什(Cori Bush)的初选中,亲以色列团体投入了巨资,试图将他们踢出国会。这不仅揭示了政党内关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深刻分歧,也充满了关于政治操控和民意的辩论。 在过去六个月的初选中,鲍曼和布什是仅有的四名失去提名的国会议员。与其他州的代表相比,这两位进步派成员的失利显然与外部团体的巨大干预密不可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导致的民主党内部矛盾,促使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在这场初选中大举出手。
鲍曼和布什作为“进步小组”的成员,以其鲜明的立场和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而闻名。他们呼吁立即停火,以此展现对加沙地区的支持。然而,他们的立场遭到了不少同僚和亲以色列团体的猛烈反击。这些团体认为,这样的高调声音未能充分支持以色列,甚至可能被视为反犹太主义。 在这场初选战役中,外部团体对鲍曼和布什的选举活动提供了显著的资金支持。根据数据,亲以色列团体在五位“进步小组”成员的初选中共支出了3840万美元,其中近六成(2470万美元)来自于那些致力于增强美以关系的团体。
这些资金使得反对这些进步派的力量重新整合。 在两位小组成员的选举中,最显著的外部融资来自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分支机构——联合民主项目(UDP)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其总投资达到了2320万美元。与之对比,进步派团体的支持则显得微不足道,正如审计数据显示,亲以色列团体的支出几乎是进步派团体支出的四倍。 尽管有一些全国性的进步组织为保住小组成员提供了支持,比如正义民主党和工人家庭党分别出资34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但数量仍显得相形见绌。事实上,建构在美国以色列关系基础上的团体们不仅兴趣浓厚,而且以与地方政治的层层联系加以利用,建立起一种强大的资金和人脉网络。 鲍曼和布什的失利不仅是资金和团体支持的简单摊牌,背后还藏有风险和脆弱性。
鲍曼在2022年的初选中以54%的选票获胜,而在2023年的一次动议中因拉响火警并被处以罚款而遭到舆论炮轰,这使得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损害。而布什则面临着对其资金使用的联邦调查,这也对她的连任构成了负面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团体对“小组成员”的挑选并非全无道理。鲍曼和布什在过去的政治历程上都缺乏足够的资历,作为政治初出茅庐的他们,与地方政客的联系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面对有经验的对手时处于劣势。 相较之下,其他“小组成员”面临的初选挑战则显得更微弱。伊汉·奥马尔(Ilhan Omar)和萨默·李(Summer Lee)也有对手参与角逐,但最终却未能吸引到如鲍曼、布什那样的资金涌入。
尤其是奥马尔在2022年以微弱优势获胜后,面对的挑战显然没有引起反对势力的足够关注。 尽管以色列相关团体在鲍曼和布什的初选中取得了成功,但这些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党内分歧。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在其初选中的完美记录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内部的团结,反而凸显出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民主党未来面临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正义民主党等进步派支援团体外,像J Street这样的团体则在这轮初选中显示出些许落寞。这一以相对亲巴勒斯坦的立场著称的团体并未在初选中投入大量资金,结果显示出其支持的候选人与AIPAC所支持的候选人相比,几乎没有胜算。 总结来说,鲍曼和布什的落败不仅是一场初选的结果,更是对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一次深刻映射。
以色列政策的争论、外部团体的介入,及党派和选民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的政治画卷。随着这一冲突可能的延续,这种分歧将继续在民主党中蔓延,并影响候选人在未来的选举中选民的选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