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美国的精神病治疗方式以大型州立精神病院为主,这些机构既是治疗场所,也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空间。如马萨诸塞州丹弗斯的州立精神病院,以其宏伟的建筑和广阔的占地面积曾经闻名遐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设施逐渐关闭,去机构化政策开始实施,标志着美国精神健康体制进入新的阶段。去机构化的核心初衷是让精神病患者避免在密闭、拥挤且有时充满虐待的精神病院里生活,而是转向社区为基层的支持和治疗服务。这一转变得益于精神药物的进步和社会对患者人权的觉醒。然而,这种体系转型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
精神病治疗床位的锐减导致许多患者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部分人不得不依赖于社区中的有限资源,甚至走上了与司法系统接轨的道路。近年来,一些悲剧性事件暴露了体系的漏洞。比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地铁发生的案件中,一名被认为精神不稳定且多次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加害人导致无辜民众死亡。案件不仅震动社会,也激发人们对于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精神疾病患者自主权的深入讨论。美国精神健康体系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如何处理那些被称为"失控的时间炸弹"的个体。既不能无视他们存在的危险性,也不能轻易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秉持高度尊重个人自由的理念,避免强制性和长期的精神病院收治。历史上,精神病院内曾存在的虐待、强制手术等事件让公众和立法者高度警惕对精神病患者自由的侵犯。加之对苏联时代滥用精神疾病诊断迫害异见人士的担忧,美国社会更加对国家权力持怀疑态度。然而,这种高度的警觉性带来了另一面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因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而最终走进监狱,将监狱充当为精神病院,成为无奈的现实。监狱环境显然无法为这些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支持,导致他们的病情恶化,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美国精神健康服务在立法层面也表现出缓慢和碎片化的态势。少部分州采取诸如"辅助门诊治疗"的创新措施,试图在不限制长期自由的基础上设定强制治疗机制,通过法院判决确保患者按时接受治疗;另外,危机干预小组试点项目也开始出现,强调将精神异常者从法律惩处转向医疗干预。但整体而言,这些办法尚未形成广泛而统一的体系,效果受限,争议不断。相比之下,荷兰等国家在精神病与公共安全问题的平衡上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荷兰拥有一套被称为terbeschikkingstelling(TBS)的制度,即对因精神疾病被判定为危险而进行司法评估的犯人,法院可以判决其进入安全的精神病治疗设施接受治疗。该制度遵循司法监督与比例原则,既保障社会安全,也保护患者的权利。
尽管TBS制度并非完美,且在设施内部依然存在安全事故,但体现了社会直面精神病患者危险性并采取综合处理措施的态度。美国目前仍在"保护自由还是优先安全"的两难境地徘徊。公众对自由价值高度重视,但在犯罪和极端事件屡屡发生的背景下,社会亟需有效的精神疾病管理办法。回顾精神病院时代,无法回避其存在过度医疗和权利侵犯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机构化治疗的意义。事实上,放弃了大型综合治疗机构之后,原本应当有的社区支持体系并未完全建成,形成了严重的服务真空。
精神病患者的护理、监管、治疗需求因此被推向边缘,给社会带来了持续性风险。精神健康问题是复杂而多层次的社会难题,既涉及医疗卫生体系,也关联司法、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提升精神健康服务水平,既需增加投入,完善社区医疗网络,也需探索适当的法律框架,防止重蹈昔日精神病院制度的覆辙。同时,社会公众的认知、包容和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遏制悲剧事件的发生,需要权衡患者的尊严和公共利益,实现制度与人文的双重提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多精准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方案不断涌现,未来精神健康服务或可向更加人性化和精准化方向发展。
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应以开放务实的态度,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推动精神健康体系建设,努力建立起既保障个人自由又能保障社会安全的制度架构。正如历史遗留下的丹弗斯废墟所警示,我们无法回避精神病治疗的难题,唯有不断探索和创新,才能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找到真正可行的平衡。每一次关于精神健康体系的改革尝试,都是对人道精神和社会秩序的双重考验。只有正视挑战,深刻反思,结合时代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守护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与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