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阿拉伯半岛的多个国家，如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和阿联酋最大的城市迪拜，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实体。它们以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独特的地缘优势吸引全球目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刚刚一百年前，包括今多哈和迪拜在内的广大阿拉伯半岛地区，曾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理论上它们极有可能成为1947年印度分治时印度或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萨姆·达勒姆普尔在其新书《破碎的土地：五次分治与现代亚洲的形成》中，通过海量档案、回忆录和访谈，揭示了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篇章。故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帝国时期英属印度版图的最广阔时刻。那时，从南亚的次大陆一路延伸至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诸多阿拉伯小国实际上在法律上被视为印度的诸侯国。
这其中涵盖了现代的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地。根据1889年的《诠释法》，穆斯卡特（今阿曼首都）、多哈和迪拜等地名义上均被列入印度的管辖范围内。这种行政体系很大程度上源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战略考量——以印度为枢纽管理广泛的海外领地，保证贸易通道和印度洋沿岸的稳定。对于许多现代读者而言，迪拜和多哈被归入印度，甚至显得荒诞可笑，但史实正是如此。20世纪上半叶，印度不仅统治着次大陆，还通过印度政务官体系间接控制了这些重要的中东海湾地区。多哈和迪拜的统治者，往往拥有印度诸侯一样的地位，部分精英在印度求学，穿着印度风格的服饰。
正如达勒姆普尔描述，这些地区曾是大英帝国印度版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视作印度的遐想疆域。这种状况的转折发生在1937年，当时也门率先从印度帝国体系中分离，随后英国出于战略考量宣布，一旦印度取得独立，印度将不得管理波斯湾事务。1947年，随即对整个海湾地区进行行政上的彻底划分，印度政治事务官被撤出，英军接替防务。事实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故而损失了对这片丰富的油气资源控制权，可从战略和经济角度来看，无疑是一次“最大失机”。这其中，也与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走向息息相关。印度民族主义在聚焦所谓“古印度”的神圣地时，对像阿拉伯和缅甸这样的边缘地区兴趣降低，削弱了当地的印度认同感与控制基础，助长了当地民族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埃及政治家纳赛尔1930年代起兴起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那个时代强劲的反抗殖民统治和文化侵略的力量。尤其是在1950年代，这股思潮愈演愈烈，诸多海湾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逐步强化对阿拉伯身份的认同，逐渐替代以往的跨文化、跨国界的多元共存。这种身份政治的激进变化导致诸多南亚移民在中东地区丧失公民权，许多人被迫放弃财产，甚至被驱逐出境。历史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之中，哈得拉毛特地区的夸伊蒂苏丹国，正是在印度最大的伊斯兰教侯国海得拉巴统治者的支持下繁荣昌盛。夸伊蒂苏丹国不仅保留了深厚的印度文化影响，还孕育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融合，如以阿拉伯传统harees改良而来的海得拉巴版haleem美食。此外，奥曼苏丹对巴基斯坦沿海的瓜达尔港拥有统治权，其苏丹赛义德·本·泰穆尔甚至在印度艾杰梅尔接受过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印度亲和力，将印度文化视为其个人格调的标志。
然而，一切都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立伊始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并未将多哈与迪拜纳入国土，这些海湾地区日渐成为英国直接保护地，直至1971年英国彻底放弃其保护国地位。彼时，独立建国的阿拉伯国家开始确立新的国族意识，强烈排斥旧时“印度疆域”的概念，明确将阿拉伯民族性置于首位。南亚与阿拉伯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逐步断裂，如今许多南亚归侨在这些国家多以劳工身份存在，形成了“阶级倒转”的社会现象。回望当年，印度与巴基斯坦若能在1947年将多哈和迪拜并入版图，谁也难以预料Middle East和南亚区域的现代地缘政治态势会成何模样。它不仅关系石油资源的归属，亦关乎亚欧大陆文明交融的新可能。
达勒姆普尔通过翔实的史料与鲜活的人物口述，成功捍卫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真相，亦提醒人们思考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地缘政治在塑造国界时的复杂互动。阿拉伯半岛与印度次大陆跨越千年繁杂的文化交织，令人深思在当代全球化与多元视野下，如何重新理解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变迁。如今，随着南亚移民群体在海湾诸国的数量不断增加，昔日连接这两大地区的纽带似乎拥有了新的生命力与意义。本书推翻了传统历史认知，为学术界与公众提供了深刻的视角，让更多人关注跨地区的历史互动及其对今日世界的深远影响。未来，这段历史或许将激发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亚洲大陆内部国家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