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2017年间,一起持续的诈骗行动在中国境内造成超过128,000名投资者受骗,涉案资金最终以比特币的形式被藏匿并带到英国。2018年,伦敦警方对相关资产实施扣押,查获包括61000枚比特币在内的大量财物。几年调查后,涉案两名主要嫌犯被捕并认罪,然而随着比特币价格的飙升,原始被盗资产在司法机关控制下已变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字资产。是否应按照当前市值将全部或部分收益返还受害者,还是仅按原始等值货币赔偿成为摆在英国高等法院和财政部门面前的棘手问题。案情回顾与数字资产规模的现实冲击有助于理解争议的根源。涉案主体包括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钱志敏和其在马来西亚的助理盛学玲。
警方的调查由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经济犯罪组负责,行动跨越多年,通过对嫌疑人通讯、财产流转和协助者的侦查,最终在2018年定位并扣押了涉案设备、现金、黄金和大量加密货币。根据公开报道,61000枚比特币在被扣押时并非今日市值,但随着比特币市场长期上涨,若以近期价格计,其价值约为72.4亿美元左右,而原始受害者实际被侵占的人民币或等值英镑约为6.4亿英镑(大约8.62亿美元)。二者之间的数额差距引发了法律与道德上的激烈讨论。法律框架是理解裁决可能走向的关键。英国在资产没收和返还方面主要依赖《犯罪收益法》(Proceeds of Crime Act, POCA),根据该法,违法所得可被没收并计入政府基金,法院在必要时可命令给予受害人补偿。通常被没收资产在法律程序结束后会进入财政部或内政部管理的合并基金,用于国家预算或特定用途。
然而,当资产属于跨境诈骗并有明确定义的受害人群体时,法院可以裁定将部分或全部收益用于补偿受害者。争议的焦点在于"补偿应基于何种价值"的法律解释。支持按原始价值赔付的观点认为,法院的职责是恢复被害人的金融地位,而不是将犯罪收益因市场波动而额外扩大并予以分配。按原始法定货币价值赔偿更接近回溯损失的原则,也避免了对政府预算和公共利益造成不可预见的影响。同时,将变动的投资收益纳入赔偿可能刺激未来犯罪嫌疑人将被盗资产转为高波动性资产以期待潜在的额外"回报",从而产生不良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主张按现值赔付的声音强调受害者实际遭受的是财产的丧失,而无论犯罪发生时比特币价格如何,受害者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当享有被恢复至当前等值财产的权利。
许多受害者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形式投入资金,若被捕时已被兑换为比特币并增值,受害者若仅获得原始等值货币,则无法弥补他们因时间价值和市场回报所失去的利益。此外,从受害者保护的角度出发,若司法体系未能将扣押资产的实际收益纳入赔偿范围,受害者将面临明显的不公平感,这可能削弱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并影响跨境受害者对英国执法合作的态度。英国财政部内部关于此案的讨论亦反映了政府层面的两难。一些财政官员私下表示,将近64亿美元的"意外之财"若能纳入国库,将显著缓解财政赤字压力。报道提到,财政部曾被建议考虑将这笔巨额收益作为预算弥补项,尤其在面临高额赤字情形时更具诱惑力。然而,政府也面临法律与政治风险,包括可能引发漫长而复杂的诉讼、国际声誉受损以及对受害者权益的侵害。
出于谨慎,财政部曾被指示在计算预算时不将这笔资金计入可用资源,以避免在未决司法程序结束前形成有误导性的财政假象。国际视角与先例也值得关注。近年来,全球执法机构在应对加密货币相关的犯罪与资产没收方面逐渐积累经验。美国司法部和其他机构在若干重大案件中成功扣押并处置加密资产,包括涉嫌"pig butchering"诈骗案件中被没收的数亿美元资产。加拿大警方在一起案件中也曾查获数千万美元虚拟货币,而交易所与监管机构在协助执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多个先例,英国这起案件因金额巨大和跨境受害者数量庞大而独具挑战性。
司法裁决可能成为未来同类案件的判例,影响全球范围内对被没收加密资产分配的理解与实践。在司法与政策之外,执行层面也充满现实困难。首先是如何识别并联系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受害者分布广泛,身份核验需要协调中英两国机构,面对语言、司法请求互助、隐私保护和数据交换等障碍。其二是如何安全保管和处置被扣押的比特币。加密资产的安全性依赖密钥管理和严格的托管措施,在羁押期间必须防止被盗或丢失。
将如此巨额的比特币一次性卖出还可能对市场价格造成冲击,损及资产价值并降低可用于赔付或国库的实际金额。因此,执法部门在变现策略上需要权衡分批出售、使用场外交易或通过OTC(场外交易)机构逐步处置以减少市场影响。第三是财务核算与赔付标准问题。若法院决定按现值赔付,如何计算每位受害者的份额将是技术难题。是否以受害者原始损失的比重分配增值部分,还是按某种优先顺序先补偿早期损失,都需明确法律与操作规则。缺乏透明的分配机制可能导致二次伤害与信任危机。
从受害者角度出发,他们面临时间、证据和法律成本的实质困难。许多受害人的损失并未在犯罪发生时完整保存相关证据,跨国起诉或参与英国法律程序的门槛高昂。若法院最终裁定仅以原始价值赔偿,受害者群体中的许多人可能无法通过私人诉讼获得额外补偿,从而感到司法救济不充分。道德与政策层面的讨论也不容忽视。将巨额被没收资产纳入国库或用于公共预算表面上能够为纳税人和公共服务带来短期利益,但这样做可能在道德上引发质疑:国家是否应从犯罪所得中获益?如果政府经常将被没收资产纳入预算用途,会否削弱对犯罪受害者的优先保护?法律应在惩罚犯罪分子、补偿受害者和维护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为避免未来类似争议,一系列制度性改进值得探讨。
首先,立法层面可以明确在跨境加密资产被没收后,受害者赔偿的计算方法与优先顺序,包括是否以及如何计入资产变动收益。明确规则有助于避免司法裁量过大而引发争议。其次,加强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司法协助、证据共享与受害者识别方面的常态化协作,可以加速赔偿程序,降低跨国诉讼成本。第三,应建立专业化的加密资产托管与变现机制,由独立的信托或监管机构负责资产保全与分批变现,确保变现过程透明、合规并尽量减少市场冲击。第四,考虑建立受害者赔偿基金或保险机制,通过预先筹措或保留部分没收资产作为专门的赔偿池,能够更及时地向受害者提供救济,同时减少对年度预算的冲击。第五,提高对加密货币平台的合规要求和履责标准,强化反洗钱、用户身份识别和跨境可追溯能力,从源头上降低洗钱与诈骗通过加密资产转移的风险。
另外,司法解释和判例发展也将深刻影响未来走向。若英国高等法院最终裁定仅按原始价值赔付,可能被视为强调恢复性正义与防止国家从犯罪收益中获利的原则;若裁定按现值赔偿,则可能成为受害者保护优先的里程碑案例,同时对全球执法资产处置政策形成示范效应。无论判决如何,均应注意过程的透明与受害者参与,确保公众理解判决背后的法律逻辑与操作限制,以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展望未来,几种可能的结果和其含义值得认真评估。若法院倾向于按原始价值赔偿,政府可能因此保留大部分增值收益,但需准备应对国际诉讼与道德批评;若法院倾向于按现值赔偿,则受害者将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但政府和公共财政可能因此承担较大损失并引发对类似案件处置的连锁反应;若采取折中方案,如按原始价值赔偿并将增值部分用于公共犯罪受害者赔偿基金或专门项目,则可能平衡受害者权益与公共利益,但实施细节会复杂且可能遭到各方不满。无论哪种走向,一个事实清晰:加密资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传统资产没收与赔偿的操作逻辑。
价格波动、跨境流动性和匿名性使得司法机关在维护受害者权益与保护公共利益时面临新的法律挑战。对立法者、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而言,及时更新法律框架、强化国际协作与提升技术能力是应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必由之路。结论性的观察必须回到受害者和公共利益的核心。百万甚至数千万受害者在诈骗中失去积蓄,司法的首要目标应是最大限度地恢复他们的权利并阻断犯罪收益的流转。同时,国家在处置被没收资产时也应遵循透明、公正与可预期的原则。建立一套既保护受害者又避免国家从犯罪中获益的制度,是英国乃至全球司法体系在数字资产时代亟需完成的任务。
随着英国高等法院对61000枚比特币案作出判决或提供明确法律解释,该案的结果将成为未来处理类似跨境加密资产没收与赔偿案件的重要参考。无论裁决如何,各方都应以保护受害者、维护司法公信和防范新型金融犯罪为出发点,推动制度创新与国际合作,以更好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法律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