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AI）作为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力量，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尽管其宣传标榜“解放生产力”、“提高效率”，人工智能的实际运用却暴露出更加复杂且尖锐的阶级矛盾。人工智能不仅没有减少劳动力的剥削，反而通过数字数据、劳动隐匿及扩展监控，深化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从而成为新形态的阶级战争工具。 所谓的“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简称LLM），并非创造了全新的压迫机制，而是加速和放大了已有的技术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控制和边缘化。以色列和美国的执法机构早已运用数据技术进行人员定位、监控和打压行动，AI技术的介入虽然提高了速度和精准度，但其根基依旧是阶级剥削和国家暴力的延续。 AI通过对庞大数据集的运算和处理，可以快速生成涉众名单、定位目标群体，并为国家机器实施歧视性政策提供所谓“中立”的技术依据。
这些技术性的“中立”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即资本阶级与国家权力协同通过数据治理实现对社会底层的压制和资源剥夺。由此，一些被标记为“问题人口”的群体被系统性地剥夺基本权利，陷入贫困和边缘化。 技术精英和资本家对AI的投资规模巨大，仅在美国，据摩根士丹利统计，相关资本投入已逾万亿美元规模。政商联盟将AI视为强化统治的王牌，声称其是“普遍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实则是为了巩固自身利益，推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控制体系的升级。 然而，如今主导技术生产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科技巨头——微软、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公司，无需我们主动提供数据就已掌握绝大部分数字信息。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的数字生活被彻底商品化，数据成为价值创造的新型“劳动力”。
正如超市优惠卡等消费银行项目所展示，消费行为本质上成为生产数据的行为，而这些数据最终归入资本所有，助推资本循环与利益扩张。 AI系统的训练依赖于庞大的数据集，这些数据多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数字痕迹。普通用户实际上成为了不计报酬的劳动力生产者，而人工智能的背后，则存在着来自全球南方、难民营等地以极低薪酬进行图像标注、数据纠错的“微型劳工”们。这种隐形劳动不仅极大地降低了资本的生产成本，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不平等。 人工智能实现的劳动表面上是“自动化”，但实际上是将劳动分解成无数细小任务，这些任务分布于全球各地，难以被察觉和组织起来，掩盖了劳动的真实存在。AI没有消灭劳动，而是把劳动隐形化、碎片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再剥削。
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更是暴露了阶级矛盾的尖锐面。英国福利部门利用AI技术对残疾人补贴申请者进行重新评估，调整对日常活动能力的量化标准，导致数十万残疾人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这种数据化评估形式掩盖了实际生活条件的恶化，成为政府推行苛刻福利政策和实施“社会死亡”的铁证。 政府使用所谓的“白信”（Whitemail）AI系统，对申诉材料进行自动化处理，声称提高了识别社会弱势群体的效率，但同时持续加剧了制度的不公与冷漠。这表明AI系统不仅无力保障社会公平，反而成为国家管理工具的深化，促进了对弱势群体的“系统性抹杀”。 这并非全新现象。
历史证据表明，早在纳粹德国时期，IBM就已通过其数据技术协助纳粹政权实现种族清洗和集中营管理。那时的“技术”与今天的AI拥有某种历史的连续性，都服务于资本和国家之间的恶性联盟，将技术作为统治和暴力的工具。 当代类似技术公司的作用也在加剧此类现象。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等机构与Palantir等数据公司合作，利用庞大数据系统“识别”所谓的“已知人群”，为驱逐、监禁和社会排斥提供技术支持。Palantir领导者的家族背景更暴露了技术资本与极端民族主义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技术霸权还跨足医疗、社会服务领域。
以英国为例，Palantir与国家医疗体系合作，但公共医疗资源面临私有化与削弱，跨性别医疗服务也因官僚主义和政策歧视陷入困境。这种制度性的“分离与摧毁”体现出技术支持下的社会排斥模式。 在监狱体系，尤其是在美国，AI系统用于“识别”族裔和社会边缘群体，强化种族定性和社会监控，这种技术推动了新形态的监禁奴隶制和社会控制，体现了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奴隶制的数字复刻版。 再看全球层面，AI的发展更是依赖于大量资源掠夺，如矿产美国进口的钴、稀土，对环境和原材料产地人民造成极大破坏。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作为支撑AI运行的“神经中枢”，虽被营销为“云端”，但实际上消耗大量水资源和能源，加剧了环境危机。数据中心通常筑建于人口稠密地区，对生态和社区带来潜在风险，且易成为工人抗争的焦点和阻断点。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系统性不平等和剥削，工人运动、生态保护组织及社会正义团体应关注数据中心和数字基础建设的反抗潜力。阻止大型数据工业的扩张，拆解技术对社会的统治，实现技术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是当下实现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 从广义上看，人工智能的兴起并非单纯技术进步，而是资本主义阶级战争的新前线。科技资本家试图通过控制数字资源和算法，将社会日常生活纳入无形的剥削网络，以技术垄断强化权力结构并排除异己。全球南北不平等、数据殖民、劳动力分散以及国家机器的宰制，构成了当前AI时代的阶级斗争核心。 因此，理解人工智能为阶级战争工具，应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重新审视技术发展的社会属性和阶级意义。
反抗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或迷信，而是提出技术拥有权和运用权的根本变革。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压迫工具，而应致力于通过民主参与和公共所有制，保障劳动者权益和社会公平。 回顾历史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的警示，我们应当“在人类争夺紧急制动器的瞬间”，主动中断资本与技术交织的暴政轨迹。唯有如此，才能迎来技术解放的真正曙光，而非被无情地裹挟进更加深刻的阶级战争和社会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