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以其辉煌的建筑、复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50年至公元前2181年,这一时期标志着埃及政治统一与文明的巅峰,诸如政权凝聚和建筑奇迹如阶梯金字塔、吉萨大金字塔都诞生于此。然而,尽管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古埃及文明的大致轮廓,却因古埃及干燥且极端的环境条件,古DNA的保存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难点,因此关于早期埃及人的遗传体系和人口起源仍存较多疑问。近期,科学家利用最新技术对一位出土于努瓦拉特(Nuwayrat)墓葬中的古埃及男性遗骸进行全基因组2倍覆盖测序,为解决这些疑问提供了首批基因组学证据。努瓦拉特遗骸经过放射性碳定年,确定其存活时间在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正值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的交界,距埃及统一仅数百年,极具代表性。墓葬的特殊布置——个体被置于陶罐中,并在岩壁墓室内安葬,可能有助于DNA的保存,是迄今获得早期古埃及完整基因组的关键因素之一。
基因组分析显示,这位古埃及人的大部分遗传组分最接近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尤其是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的个体。这一发现说明埃及早期居民与当时北非广大地区存在显著的遗传联系,可能反映了该区域人口的连续性或扩展。然而,研究的最大亮点在于约20%的基因组展现出与东部肥沃月湾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的新石器时代人口高度相关的遗传信号。这与同一时期以及青铜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所展现的基因组特征相似,表明古埃及早期社会不仅通过文化和物质交流连接于东部近东地区,人口迁徙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基因流入的发现与已有的考古证据互为补充,考古学家早已注意到,如动物驯养、植物种植、文字系统以及制陶技术等“新石器文化包”极有可能随着人群移动扩展至埃及。特别是陶轮的引入和最早的象形文字证据,都暗示了文化创新与区域交流的紧密关系。
基因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强调交流范围不仅限于文化传承,更包含实质性的人口迁入。基于贝叶斯模型重建的放射性碳年龄与基因组证据同步,努瓦拉特遗骸显示出明显的遗传多样性根源,包括北非遗传背景及从东部近东的基因输入,这为研究古埃及人口的形成提供了全新视角。 进一步对该遗骸的其他生物学特征分析揭示,该个体基因决定的表型可能具有棕色眼睛及头发,皮肤颜色很可能偏暗,但具体色度存在变异的可能,充分反映北非和西亚人群的遗传连续性。在骨骼病理分析中,该男性具有因重劳作引起的严重关节炎迹象,推测其生活过程中承受较大体力负担,虽然其墓葬尊贵,显示了古代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多稳定同位素分析进一步确认其生长环境为尼罗河谷干热气候,食物摄取以谷物与陆地动物蛋白为主,也可能摄入一定水中生物,符合古埃及传统饮食习惯。 基因组数据分析采用了多个当代与古代参考数据库,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ADMIXTURE聚类分析将努瓦拉特遗骸与全球人群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该个体与现代北非及西亚人群最为相近,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的分类进一步确认了其遗传源自这两个区域。复杂的遗传模拟(qpAdm)表明单一祖源难以充分解释其基因结构,最佳拟合模型为约78%来自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期人群,约22%来自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部分模型还添加了少量黎凡特地区的新石器或青铜时代人群作为第三贡献源。该发现支持了一个跨北非与西亚的古人口历史网络,而非孤立进化。 比较青铜时代黎凡特及安纳托利亚的古基因组,研究人员发现东部新石器人口遗传组分在该地区有更大比例,推动了对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深入理解。尽管无法精准测定基因混合时间,但结果与多项考古学发现相符,特别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尼罗河谷人口在体态及牙齿形态上的显著变化,反映了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生物文化断层。此外,不同路径和方式的贸易可能通过地中海和红海路线上演,较少通过西奈半岛陆路联系,解释为何该基因组与部分已知邻近古人群的后期入侵无直接对应关系。
本研究同时对后期埃及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前544年)人群进行了基因组对比,发现与努瓦拉特时期相比,黎凡特青铜时代人群的基因影响显著增强。这种基因成分的变化可能与埃及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外族入侵及文化变迁相关,尤其是伴随希克索斯入侵和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地区广泛人口迁徙事件。现代埃及人的基因构成则更加复杂,除努瓦拉特遗骸代表的北非新石器和东部肥沃月湾组分外,还混入有其他非洲和地中海区域的遗传影响。这显示经过数千年复杂的历史进程,埃及人群的遗传结构已有明显变化,融合了来自东西方的多重基因流。 此次成功实现古埃及早王朝全基因组测序,不仅突破了干燥炎热环境下DNA保存受限的技术瓶颈,还为揭示古埃及人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遗传证据。未来随着更多同期以及不同时期古埃及个体的基因组数据被解读,将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埃及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动态与文化联系。
与此同时,结合考古、形态学及同位素多学科融合,将极大地推动对古埃及社会结构、迁徙模式及跨区域互动机制的深入理解。综上所述,该项研究从分子遗传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早期埃及文明起源的认知,揭露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跨区域人群联系,彰显了古代文明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