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一艘名为Chuan Hong 68的中方货船在马来西亚管辖海域被查扣,船上发现疑似来自二战著名战舰HMS Prince of Wales与HMS Repulse的金属残片、黄铜配件及弹药残骸。该事件一经披露迅速在国际媒体和历史保护界引发强烈关注与愤慨,既因为涉及珍贵的二战海洋遗址,更因为这些残骸被视作战死者的墓地,涉及深刻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要理解这起事件的严重性,需要从历史、法理、技术与区域治理等多维度予以分析。 回溯历史,HMS Prince of Wales与HMS Repulse在1941年12月的被击沉是英国海军史上的重大挫折。两舰在没有足够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造成数百名官兵罹难。Prince of Wales翻转沉没于距马来西亚东岸不远的南海深处,Repulse也在数海里之外断裂沉没。
多年以后,残骸不仅是军事史的见证,也是遇难者的安息之处。因此,任何对这些残骸的擅自打捞都被广大社会视为对历史与逝者的不尊重。 促成非法打捞潮的一个关键经济动因是所谓的"战前钢"(pre-war steel)。战前冶炼的钢材在冷战前未受到高空核试验带来的放射性尘埃污染,因此具有极低的天然背景辐射。这类低本底材料在某些高灵敏度科学仪器、医疗影像设备等领域仍有特殊用途,因而在黑市上具有不菲价值。加之沉船中含有的黄铜仪表、装饰件、铝合金零件以及仍未爆炸的军用弹药,令非法打捞成为可观利得的来源。
技术进步同样推动了深海打捞的可行性与规模化。水下无人作业器(ROV)、现代起重设备、卫星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等技术,使得远洋打捞不仅更容易寻找残骸,也更容易实施并隐匿行踪。非法打捞者常通过变更船舶身份、在夜间或偏远海域作业、以及利用未申报装卸来规避监管。区域内港口和焚烧站的灰色市场亦提供了"去向",让打捞物资可以迅速被拆解、加工并进入再生金属市场。 法律与道德层面上,海底沉船的保护牵涉到多个国际条约与国家法令,但现实执行常常呈现碎片化状态。国际层面有《2001年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旨在保护沉没文化遗产免受商业掠夺和破坏,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已签署或批准该公约。
即便是在已加入的国家,具体执行也依赖于国内法律配套与海上执法资源。对于位于公海或他国专属经济区之外的遗址,管辖权问题更为复杂,常常导致保护空档。 英国与许多遭遇沉舰打捞的国家多采用"战时坟墓"(war grave)与军事遗址保护的道德话语来呼吁保护,但这些措辞并不总能转化为跨国执法行动。像HMS Prince of Wales与HMS Repulse这样位于马来西亚近海的残骸,其实际受保护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来西亚当局的执法能力与意愿,以及与原舰国之间的外交合作。中国、英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周边国家对此类问题的法理和政治反应各异,使得区域协同更为困难。 面对Chuan Hong 68事件,可见若干令人担忧的趋势。
其一是盗掘活动的专业化与常态化。有报道指出,该海域在过去数年中多次发生对舰只残骸的破坏,涉事船只来自不同国籍,显示出一个跨国的非法打捞产业链。其二是对海洋生态与历史科学研究造成的长期损害。许多沉船遗址包含宝贵的考古学信息、船体建造细节以及战时遗留物,任意拆解和移除会破坏原位信息,使得历史研究难以复原事实。其三是人员安全与环境风险。沉舰可含未爆弹药、残留燃料和有毒材料,未经专业处理的打捞和搬运可能引发爆炸或污染事故,令海上作业人员和周边生态蒙受危害。
国际社会和历史保护机构对该事件的反应显示出对海底文化遗产日益增长的关注。英国国家海军博物馆等机构公开表示"悲痛与愤慨",并呼吁对战舰遗骸予以尊重与保护。美国海军同样关注区域内其他重要残骸如USS Houston的安危,强调这些遗址同时也是遇难者的最后安息之地。马来西亚当局通过登船检查并查封疑似违反停泊与打捞规定的船只,表明了当地执法行动的开始,但要彻底遏制类似事件仍需更多长期投入与外交协调。 如何从制度上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并有效保护海底遗产?首先,区域性法律与合作机制亟需加强。东南亚国家可在ASEAN或双边框架内建立共享的沉船遗产数据库、情报共享机制和联合巡逻计划,重点关注高风险海域和可疑船只动态。
其次,港口国与目的地国应严格执行贸易链监管,对可疑金属回收、古董和军品贸易设置更严格的证书与追溯要求。对从沉船上回收的物料实施合法来源证明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切断黑色市场需求。 第三,利用现代技术提升监测与证据收集。高分辨率卫星遥感、AIS与LRIT数据、船舶雷达回波以及水下声纳扫描都能帮助发现异常打捞活动并为执法提供证据。与此同时,加强对ROV与打捞设备的出口与使用监管,减少非法工具的流通。第四,推动国际法律体系的更加普及和落实。
鼓励更多国家签署并落实《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在国内立法中明确沉船保护、军人坟墓尊严和非法打捞的刑事责任。 保护不仅仅是监管和执法,也需要公众教育与纪念文化的建设。让公众了解这些沉船所代表的人类和国家记忆,以及对逝者的尊重,有助于构建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采取行动。博物馆、教育机构与媒体应加强对战时海洋遗址的叙事与展示,将历史事实与遇难者故事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形成文化防护网。 在技术层面,科学家与考古学家也提出了更多保护与记录的方案。通过原位详尽记录、三维声呐建模、高清摄影测量和有限的受控打捞,可以在不破坏整体遗址的情况下提取关键信息。
对于濒临被非法打捞的残骸,优先采取防护标识、划定保护区和部署定期监测是一种务实策略。经合法程序允许的打捞则应由具备国际认可资质的考古队伍在多方监督下进行,并确保出土文物进入博物馆或经法律程序处理,而非被私下流通。 Chuan Hong 68事件也提醒各方,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难以独自承担对海底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需要原舰国、遗址所在国以及国际组织之间付诸更紧密的合作。在外交层面,敏感的指控应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外交渠道展开调查与协商,避免在公众舆论中简单化地归责,但同时不能因此放松对具体违法行为的追究。透明且可核查的调查结果,对阻止未来类似行为、修复国际信任都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回逝者和历史记忆本身。海底残骸不仅是金属与木材的残存体,更承载着数以百计的生命故事与家庭的哀痛。任何商业化的掠夺行为都意味着对这些记忆的再一次伤害。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不仅是保全历史资料,也是对遇难者与后代的道义承担。只有通过法律、科技、教育与跨国合作的综合治理,才能在尊重历史与保障海洋资源利用之间找到平衡。 Chuan Hong 68被查扣的事件虽是区域治理与文化保护领域的一个具体案例,但其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当历史记忆遭遇经济利益与技术能力的双重冲击时,保护海底文化遗产的挑战只会更复杂、更艰巨。
面对这种挑战,国际社会不能再采取观望态度,而应把保护海底遗址作为维护人类共同记忆与尊严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如此,才能让曾被战火吞没的生命以应有的尊重留存在人类的记忆之海,而不是成为利益机器冷酷的原料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