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领域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年轻创始人与风险投资者逐渐接受甚至支持一种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y）的观点，认为想要取得创业成功必须支持强权政治，甚至不惜牺牲民主制度。这种思潮认为，民主制度拖慢了创新的步伐，繁杂的监管让创业者寸步难行，因此需要一个“懂技术”的强人领导者，来清理行政障碍，推动科技创新。这种逻辑乍听起来似乎合理，但深究其内涵，实际上意味着摧毁民主的基础，推崇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对于致力于真正变革世界的创业者来说，拥抱此类理念，无异于自掘坟墓。 首先，创新的本质就在于开放、竞争和多样性。真正的技术进步不是少数独裁者拍板决定的，而是在公平、公正的规则环境下，由众多企业不断试错、优化、淘汰中锤炼而成。
当权力集中于独裁者及其亲信时，创新生态就会被扭曲，只有讨好领导者的企业能够获得资源和优惠。特斯拉与Elon Musk在特朗普任内曾一度享受特殊的政策支持，但当Elon Musk公开质疑特朗普的预算方案时，立刻遭遇打压和财政威胁，这不仅反映了权力任性，更暴露了独裁体制下的裙带关系是如何造成创新停滞的。 其次，法西斯主义极易导致人才流失，杀死创新的根基。科技创新离不开顶尖人才的聚集，尤其是吸引全球最优质的学生、研究人员和创业者。然而，专制政权往往制造不确定的签证政策和敌意环境，使得外国优秀人才望而却步。美国曾因民主和法治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费米，助力其成为全球科技领跑者，但若走向法西斯统治，这一优势将迅速荡然无存。
诸多科技新星和外国研究人员将流向更稳定、自由的国家，加速科技人才的“脑流失”，对创业环境造成灾难性打击。 再者，科技创新不仅仅依赖风投和私营企业，更仰赖庞大且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体系。互联网、GPS、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等关键技术均源自独立的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资助的长期研究。这些机构需要免受政治干预，能够自由探索未知领域。专制政权常以削减科研经费、政治化管理甚至直接打压独立机构来巩固权力，最终导致基础科学停滞，创新能力下降。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数十年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培养，摧毁这些根基后，短期内看似效率提升，长期必然付出惨重代价。
此外，创新还需建立在制度信任之上。创业不仅需技术，更需法律保障，创业者需相信合同会被执行，知识产权受保护，政策不会随意变动。独裁制度中，法律常被掌权者随意篡改，企业和投资方不得不时刻担心政策突然收紧，投资受损。缺乏安全感会导致风险资本退缩，顾客信心崩溃，良性创新循环断裂。相较之下，民主社会虽有瑕疵，但更能保障制度的稳定与可预测性，为创新创造宽松环境。 从历史经验来看，法西斯主义从未为社会带来长远繁荣。
所有支持过专制政权的商业巨头最终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独裁者将权力集中后，必然削弱和清除他们曾利用的经济精英。纳粹德国肆意利用德国工业家，但二战结束时，这些工业巨头的命运多舛。俄罗斯寡头在普京上台初期获得宠幸，后也纷纷被边缘化或迫害。创业者若误入独裁者策划的权谋游戏，终将成为牺牲品。 针对科技创业者和投资者而言，选择支持民主或选择依赖强人统治，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商业决策。民主制度虽然繁复、缓慢，且其中政治参与者可能缺乏专业技术识见，但它为创新提供了健康的竞争环境、开放的思想交流、多元的人才输入及稳定的制度基础，是迄今为止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有效的创新孵化器。
另一方面，专制与法西斯虽承诺高效和“科技友好”，但其代价是破坏公平竞争，驱散人才，扼杀独立科研，破坏法律信任，最终导致创新终结。 面对全球科技和经济高度互联的现实，创业者更应珍惜民主带来的开放环境和人才优势。只有在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土壤中，创新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闭塞与独裁，它制造恐惧、排斥异己，导致环境单一，最终予取予夺，毁灭创业生态。 作为新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需要具备长远眼光，认清技术创新背后的政治环境重要性。短视地追求“减少监管”“快速通道”以及强人领导，只会陷入独裁创新陷阱，失去自由竞争以及制度可靠性带来的活力和安全保障。
唯有尊重民主政治，让开放竞争成为规则基石，才能真正孕育出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 创业不是孤岛，科技创新更离不开整体社会架构的支持。民主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它将自由、竞争、法治和多元视为核心价值，为创新提供坚实沃土。任何试图通过推翻民主、引入法西斯或极权统治来快速推进创业的想法，都将陷入历史的反面教训，最终付出惨痛代价。真正有志于改革世界的创始人，应当警惕这类诱惑，坚持推动民主价值，让创新在自由阳光下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