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以投资者身份进入市场,尤其是通过持有大型企业如Intel的股权,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随着部分政策制定者呼吁将此举作为美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开端",对这一构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从根本上讲,政府涉足企业股权即构成市场的显著干预,这不仅可能扭曲竞争环境,还带来经济和政治等多重风险。2019年,特朗普政府宣布联邦政府取得芯片巨头Intel的股权,表面上似乎为纳税人带来了零成本的投资回报,然而事实上,美国纳税人为此项目提供了接近89亿美元的补贴,且未来还有可能追加更多补贴。将这些资金包装成"投资",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财政投入。这一操作吸引了来自不同经济学派的质疑声音,政策制定者随即将这次投资视作推动美国主权财富基金建立的起点。
然而,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的运作环境与美国截然不同。大部分成功运行的主权财富基金都位于资源丰富且财政盈余持续的国家,比如挪威、阿联酋和科威特。以挪威为例,其主权财富基金积累庞大且得益于超过GDP百分之十的财政盈余,这种稳定的财政基础为长期投资提供了可持续动力。相比之下,美国长年面临财政赤字,平均赤字占GDP达7%,而联邦债务规模已经触及37万亿美元,未来如不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义务性支出,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升级。在没有财政盈余的情况下,建议政府通过举债形式成立投资基金,实属财政鲁莽。主权财富基金倡导者认为,可以通过借入成本较低的国债资金,再以更高收益率进行投资,从而创造套利空间。
然而,这种假设忽略了利率并非恒久低位的现实。当债务持续扩张且偿还压力加大,利率必然上升,使借贷成本增加。同时,美国资本市场充裕,私人投资者积极寻找高收益机会,政府的进入实际上是挤压了私人资本的空间,收益并无实质提升,风险却由纳税人承担。更为关键的是,主权财富基金作为政治性机构,无法像私人投资者那样完全受投资成败的市场纪律约束。政治目标和利益诉求往往主导投资决策,带来游说、监管俘获以及意识形态驱动等问题。多国经验表明,政府投资基金极易成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非专注于经济效益。
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新西兰的"养老基金"以及韩国的类似机构,均经历了因政治干预而偏离理性投资轨道。对于美国而言,建立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无疑将使政府深度介入股市,直接决定哪些行业获得资金支持。如此一来,经济政策、能源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可能受政府投资组合影响,违背市场中立原则,一旦监管者同时成为股东,利益冲突无可避免。更令人担忧的是,任何政权更替都可能带来投资策略的根本变动,加剧市场不确定性。那些认为共和党能够管控政府投资行为的人士,必须意识到执政潮起潮落的现实。基于此,单纯将财政补贴包装成"投资",并借助华盛顿的政治机器选择"胜利者",无异于新一轮的补贴机器加剧市场扭曲。
反观美国经济自身的活力,结构性改革远比政府干预更为重要。降低行政审批门槛、合理控制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健全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创新能激励企业自发创新和转型,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经济韧性。联邦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应当避免成为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保障制度透明和法治至上,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总的来说,美国政府通过持股Intel而开始迈向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提议,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潜在的重重挑战。
财政赤字逼近历史高位,国家债务持续膨胀,政治干预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和市场扭曲,都预示着这一模式难以成功。更何况,政府并非专业投资机构,其决策受到政治考量掣肘,极易产生利益输送和监管不公。相比之下,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提升经济活力,是确保美国长期繁荣的更明智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