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起源和人口构成备受考古学界和遗传学界的关注。尽管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丰富，古埃及人群的遗传起源一直存在争议，主要由于埃及干旱炎热的环境对古代DNA保存不利，限制了完整基因组的获得。2025年，于Nuwayrat出土的一具墓葬中保存完好的成年男性遗骸，成功提取并测序出2倍覆盖的全基因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跨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855–2570年）的珍贵遗传信息，是迄今为止最早、最完整的古埃及人基因数据。该基因组的数据分析不仅打破了对古埃及人口单一本地起源的传统认知，还揭示了其与北非和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祖源的复杂联系。通过结合基因组定序、人口遗传学模型以及考古证据，研究展现了早期埃及人与北非新石器时代群体的高度遗传相似性，同时约20%的遗传成分来源于东部肥沃月弯，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基因群，与同时期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基因组显示出一致的遗传信号。此发现强调了古埃及与近东之间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联系，更有人员迁移与基因流动的实质存在。
在古埃及时期，文化传播中出现的象形文字、陶轮、动植物驯化等创新技术，或许伴随着古代人群的迁移一同传入埃及。从基因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Nuwayrat个体的遗传性状预测显示他拥有棕色眼睛、棕色头发及深色皮肤，符合该地区早期居民的特征。同时，骨骼形态和牙齿特征的分析结果也支持该古埃及人与北非和西亚古群体的相关性。放射性碳定年结果确认该遗骸生活在埃及早王朝统一后的几百年内，具体在第三至第四王朝时期，这一时间段正值埃及古王国的繁荣与中央集权的巩固。体内多种同位素分析显示，这位古人类一生大致生活在尼罗河谷的热干气候区，饮食以种植的谷物和陆生动物蛋白为主，符合当时埃及地区的食物习惯。更有趣的是墓葬方式，发现其遗骸被埋葬于一大型陶罐中，置于岩石墓室之内。
这种形式在当时仅用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暗示该人可能具备一定社会阶层。尽管伴有因体力劳动引发的骨关节病变，但他的高规格埋葬反映出复杂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基因组数据经过多项严格检验，包括污染估计和古DNA损伤模式分析，确认了高质量的真实性。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ADMIXTURE聚类分析，Nuwayrat个体在全球现有基因参考库中的位置聚集于北非与西亚之间的群体区域，体现出地域连接性。进一步应用qpAdm方法构建祖源模型后显示，该基因组的遗传结构最好被解释为77.6%来自北非摩洛哥中期新石器人群，约22.4%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人口中的遗传信号。少量遗传成分还可能来自黎凡特地区的新石器/铜石器时代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Nuwayrat个体基因组未表现出埃塞俄比亚或东非中南部地区种群的显著祖源成分，这与学界此前对埃及古代人口是否包含明显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因的讨论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将Nuwayrat基因组与更晚时期埃及个体（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544年）以及现代埃及人群进行比较发现，这些群体在古王国个体的遗传基础上混入了更多来自黎凡特地区的祖源，反映了历史时期人口交流和混合的加深。现代埃及人遗传构成更为复杂，除古王国相关祖源和北非新石器祖源外，还包含中晚期引入的东非与西非基因成分。整体研究突破了此前仅依赖考古和形态学资料限定古埃及人地域起源的限制，以科学数据证实了古代尼罗河流域人群在多地遗传交流中的核心地位。此基因组的成功测序也揭示出一种潜在的DNA保护机制——陶罐葬有助于缓解埃及环境中DNA降解的难题，为今后更多区域古代DNA研究打开了新方向。未来随着更多古埃及和周边地区古代基因组的解读，将逐步揭开包括阶层差异、社会迁徙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埃及文明血缘历史全貌。
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人类学和遗传学对古代非洲与近东联系的认识，也为理解古埃及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核心遗传线索。整体来说，努韦拉特古埃及人的基因组研究证明，古埃及文明的人口结构建立在北非新石器人群的基础上，同时融入了来自肥沃月弯地区东部的人口迁移与交流。历史文化中的多元互动不仅体现在器物贸易和技术转移，更直接反映在人员往来与族群融合中。中东北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复杂人口动态，产生了贯穿古埃及历史脉络的重要遗传影响，为现代埃及多元化遗传构成奠定基础。古基因组研究正逐渐成为理解历史文明起源和人群流动关键的科学工具，努韦拉特基因组的解码为未来跨学科交流提供了坚实范例，掀开了探索古代埃及多维度祖源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