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一个提议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她提议对富人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征税，旨在缩小收入差距并促进经济流动。这一方案虽然在美国倍受关注，但在加拿大，总有人在思考这样一种想法是否能够被采纳。本文将探讨这一提议在加拿大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经济与政治考量。 首先，什么是未实现的资本收益？未实现的资本收益是指资产（如股票或房地产）价值增加而尚未出售的收益。当投资者持有资产时，虽然其价值可能增加，但在法律上，只有当资产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例如捐赠）时，才能被征税。
哈里斯的提案将要求富人每年报告这些未实现的收益并缴纳税款，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出售这些资产。 哈里斯的提案预计只会影响净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富人，征收的最低税率为25%。这一政策的背后是民主党认为，现行资本收益税制度使得富人的有效税率低于许多中低收入纳税人。通过对未实现收益征税，政府希望能够更早将资金投入经济，从而减小经济差距。 然而，这一提案也面临严厉的批评。许多人认为，这将抑制风险投资的意愿，尤其是在创业公司和初创企业方面。
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马尔克·安德森在其播客中表示，该政策会使得创业变得“完全不可能”，因为创业者不愿意创立可能在几年内大幅升值的公司，结果却要每年为未实现的资本收益交税。这一观点与反对派的立场相呼应，他们主张这一政策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的活力。 除了对政策本身的争议，实施这项新税制的复杂性也备受质疑。为了符合新规定，净资产超过门槛的纳税人需要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他们的资产估值及负债情况。然而，不同类型资产的估值方式各异，如何公平合理地进行估值成为了一个难题。此外，计划中的“流动性”类别，允许部分公司创始人仅对可交易资产进行征税，则需要复杂的资格审查。
转向加拿大，从目前的政治背景来看，加拿大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政策动向。虽然新民主党（NDP）曾提出对资产净值超过2000万加元的富人征收1%的财富税，但与哈里斯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相比，这一提案显得“轻松”得多。跨境税务专家马克斯·里德认为，加拿大不太可能采取对未实现资本收益征税的方式，短期内的税制变化可能性不大，除非保守党政府重新审视已有的资本收益税政策。 今年6月，加拿大对资本收益的包含率已从50%提高到66.67%。这一规模虽然看似只是影响少数富人，但实际上却可能影响到更多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通过公司运营生意的专业人士，或者是那些继承高价值房产的家庭。尽管政府表示新的税制只会影响0.13%的加拿大个体纳税人，但许多担忧的声音开始浮现，民众对可能进一步的税改感到紧张，尤其是在媒体上听到有关对主要住宅部分的增税讨论时。
加拿大家庭对政府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也是备受关注，但从市民层面来看，加拿大人普遍对未来的税制变化持谨慎态度。 不可忽视的是，哈里斯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在美国的反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来自加拿大的讨论。关于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声音，如何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些话题持续被公众讨论和审视。然而，在集体回望和反思之余，加拿大的经济环境及其政治氛围会被视作更为复杂的变数。 如果加拿大家继续推行当前的资本收益政策，并在未来寻找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来应对收入不平等的情况，那么许多加拿大人可能会对类似哈里斯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提案保持距离。
一般而言，加拿大的富人相比美国的富人需要承担的税务负担已经相对较高，而对资本收益税的进一步加码可能并不符合民众的期望。 总体而言，虽然哈里斯的提案概念引发了多方关注，但在加拿大，这种对未实现资本收益的征税或许并不具备现实落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对于税制改革认知的加深，以及经济现实对政策的不断反馈，加拿大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沿着更符合公众期望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向前迈进。由此可见，尽管国界间的政策可能互相影响，但经历不同政治文化洗礼的两国，在应对类似问题时，抉择的路径和方式，注定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