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倒退作为当代政治中的严重现象，正全球范围内不断引发关注。其核心特征包括民主制度和相关机构的削弱、公民自由受限以及权力过度集中。公务员作为政府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制度的维护者，也是政治风暴中的参与者。在民主倒退的浪潮中，职业公务员的反应与态度，不仅体现了他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还折射出其深刻的社会嵌入性和价值认同的冲突。近期针对以色列极右翼 populist 政府推行“法律大修”（legal overhaul）计划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职业公务员在民主危机中的社会嵌入式反应提供了独特视角。 “法律大修”计划不仅试图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力，也意图用政治任命取代职业法务顾问，通过制度变革推进行政权力的集中和司法权的削弱。
这一举措在社会中激起强烈的反弹和支持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政治极化，公务员也作为社会成员深受其影响。研究显示，公务员对该“法律大修”的感知存在显著分歧，具体表现在对民主威胁的认知差异上，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他们的职业态度和未来规划。对民主倒退的感知越强烈，公务员越倾向于有离职意向，同时减少在工作中发声和努力投入的积极性。 这种行为差异的根源可追溯至公务员的双重身份认同：既作为政府专业人员，肩负公共服务职责；又作为社会公民，嵌入于极化的政治阵营中。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理论揭示，个人的群体归属和情感依附决定了对政治事件的解读。以色列公务员群体中，宗教程度和政治立场成为民主倒退认知的关键区分标志。
宗教程度高的公务员群体往往支持执政联盟，认为司法改革有助于修正现有体制中的偏见，并不认为这构成民主威胁。相反，持反对意见的公务员多数来自世俗群体，更加担忧民主机制的倒退及政治干预的加剧。 此外，公务员对未来公务体系的政治化和自身政策影响力的预判成为影响其职业行为的重要中介因素。持民主倒退威胁认知的公务员预期政治任命和裙带关系将大幅上升，专业能力和绩效标准被牺牲，这种预期激化了其职业不安全感和对公务环境的失望。同时，他们预见到自身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将逐渐减弱，变成技术性执行者，失去以往享有的自主性和专业尊严。这不仅冲击了他们的职业认同，也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加剧了离职念头。
在民意极化的社会语境中，这种退出倾向具有重要政治和行政学含义。大量持民主倒退风险认知的公务员选择早期离开，造成公务员队伍的结构性变动和政治同质化。随着反对派公务员减少，执政派公务员主导的局面将助长官僚机器的政治化，削弱制度的独立性和多元性，从而进一步助推民主倒退进程。缺乏异见声音和集体监督，政府对少数群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保障能力将显著下降。 就行动策略而言，研究揭示大多数感知民主威胁的公务员倾向于减少公开发声和抗争，表现为撤退和沉默。其原因在于激烈的政治对立削弱了同僚间的信任和合作，担心发声遭受打压且无效，致使所谓的“官僚抵抗”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相反，支持改革的公务员往往出于职业发展与政治忠诚的考虑，积极响应政治任命，强化与执政阵营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的职业身份感是理解他们行为动机的关键。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们普遍以服务公众和维护制度正义为荣。民主倒退及司法改革威胁了这一身份，使其面临“身份威胁”，即对自我价值和社会角色的否定。部分公务员感叹无法继续成为“伤害公民利益的政府一员”，甚至激起离开国家的念头。这种身份危机不仅是职业问题，更是深刻的价值冲突和政治伦理难题。
针对以上现象，研究者提出了若干启示。首先，强化公务员对民主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守护意识成为抵御民主倒退的重要路径。加强公务员社会化与职业培训中的民主守护者教育，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公务体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助于稳定公务员队伍，阻止过度政治化。其次，缓解社会与公务员内部的政治极化，构建包容性的职业文化和沟通平台，提高跨政治裂痕的信任与合作，是推动公务员共同履行公共责任的关键。最后，鼓励公务员表达合理异议和专业建议，赋予他们更多政策参与的空间，能够增强其职业认同和归属感，降低离职风险。 研究还指出，多样化的公务员回应模式要求我们摒弃简单的“官僚抵抗”或“服从”二分法，转而关注他们嵌入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体身份及信念的复杂互动。
未来学术探索应深化对公务员政治身份的理解，探讨在不同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民主倒退对公务员影响的异同。同时，研究应拓展到公务员队伍之外，关注潜在公务求职者和社会各界如何响应民主倒退，形成全方位的治理回应体系。 总结来看，职业公务员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在民主倒退时期展现出复杂且多样的社会嵌入式响应。这些响应既反映了他们职业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张力，也揭示了民主危机对公共行政体系的深远威胁。以色列案例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认识公务员群体如何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权衡忠诚、信仰与职业责任，提供了难得的视野。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设计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培训机制，支持公务员在挑战民主倒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关键的守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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