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擦除前主席加里·詹斯勒(Gary Gensler)政府发放手机上近一年短信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根据内部监察机构的调查,短信被清除并非偶发失误,而是源于一项被曲解或执行有误的内部政策,监管机构因此丧失了大量可能与监管决策、交流往来以及相关诉讼证据密切相关的电子记录。该事件不仅触及政府信息保存的合规底线,也在公众和市场参与者之间引发对监管透明度与问责机制的深刻质疑。作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这一事件同时被加密货币领域和受监管实体拿来探讨政府在监管执法中应承担的记录保存责任。加密货币公司Coinbase的首席法律官Paul Grewal在社交媒体上直言,删除行为构成了"与未决诉讼相关证据的销毁",并称这远非简单的失误。Grewal的言论反映出业界对监管机构在执法与调查过程中维护证据完整性的高度敏感。
监管机构的一举一动,特别是牵涉到高层领导人的沟通记录,往往会在重大监管案件、行业指导政策发布以及与立法机关的互动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内部监察报告将此次短信丢失归因于"可避免的错误",说明技术手段、政策执行或培训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要理解其影响与教训,必须从制度框架、法律义务与实践操作三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从制度与法律义务看,联邦机构有明确的记录保存义务,包括《联邦记录法》(Federal Records Act)及相关国家档案馆和记录管理局(NARA)规范。政府官员在公务沟通中使用的电子信息,包括短信、即时消息和手机通信,通常被视为联邦记录的一部分,若与机构事务相关,就应纳入正式保存与归档程序。任何未能妥善保全的行为,都可能触发对行政透明度与合规性的追问,甚至引来国会听证与司法审查。
其次,从证据保全与司法影响角度看,电子信息在现代诉讼和监管调查中具有核心证据价值。若在相关诉讼或调查中出现记录缺失,涉及方可能主张证据被破坏或篡改,从而请求法院采取不利推断、制裁或其他救济措施。监管机构若被指控在其内部运行中未能保存关键沟通,势必削弱其在相关案件中的证据完整性,同时也可能被对方用于质疑机构程序正义。再次,从合规治理与技术实践角度审视,事件折射出政府在电子记录管理上的常见弱点。第一类问题是政策模糊或不为人知。若机构的短信/即时通讯保留政策不明确或执行流程复杂,员工与高层可能误解哪些沟通必须保存。
第二类问题是技术实施不足。若手机、通信平台与中央归档系统之间缺乏自动化的桥接或备份,依赖人工申报和手动归档极易出现遗漏。第三类问题是培训与文化缺失。若工作人员未接受充分培训或者机构文化对记录保存重视不足,即便制度存在,也难以落地。面对由此产生的信任赤字与法律风险,监管机构需要在短期与长期两条路径上采取补救与改革措施。在短期内部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溯源与补救工作,明确哪些时间段与沟通对象的短信被删除,评估这些记录是否涉及正在进行的执法或诉讼事务,并将调查结果透明地通报相关当事方与立法监督机构。
若存在与诉讼相关的证据缺失,应咨询独立法律顾问评估潜在的司法后果,主动披露事实并配合司法程序以减轻不利推断的风险。长期改革则需要回归制度设计。首先应对记录保存政策进行清晰化修订,明确界定何种通信属于公务记录并规定自动归档的技术标准。任何涉及执法、政策制定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手机短信和即时消息,都应默认纳入中央归档系统,除非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并完整记录豁免理由。其次,技术投入必不可少。机构需部署可靠且可审计的归档解决方案,确保手机与通信平台能够在云端或内部服务器上形成不可篡改的备份,并保存必要的元数据以支撑日后取证与审计。
自动化能够显著降低人工失误导致的记录丢失风险。第三,培训与合规文化建设要并重。所有使用政府设备的职员与领导层都应接受定期培训,了解记录保存的法律义务与操作流程。机构领导应率先示范,营造重视信息治理与透明度的文化氛围。此外,还应设立独立的合规审计机制,定期评估记录保存实践,并向公众与监督机构报告审计结果以恢复信任。此次事件还暴露出政府与私营企业在电子沟通治理上的共同挑战。
像Coinbase等受监管实体,在处理与监管机构往来时同样面临记录保存与诉讼保全的压力。监管方若未能以身作则,将难以在合规要求上要求被监管方更高标准。同时,监管机构的记录丢失也可能在公众与市场之间引发关于监管公正与透明的疑虑,进而影响市场信心与政策接受度。媒体、立法机关与公众期望监管机构在透明度方面展现更高标准。为了回应这种期待,监管机构需要将信息治理问题上升为治理优先级,主动与立法机构沟通改进方案,必要时接受外部审查以证明改革的诚意与有效性。学术界与行业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引入第三方独立存证服务以保证元数据与沟通内容的完整保存,采用零信任的权限管理减少因设备被重置或更换导致的数据遗失,以及在涉及高风险案件时实行预防性法律保全措施,防止关键证据在不适当时刻被删除。
治理改进不仅是技术或合规部门的任务,也涉及更广泛的政策考量。隐私保护与记录保存之间存在张力,尤其在高层领导人使用私人设备或混合通信工具时,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与满足公共记录义务之间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合理的做法包括限定公务沟通必须通过可归档的渠道进行,私人沟通与公务沟通应严格分离,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受保护的隐私豁免程序并严格记录豁免理由。展望未来,监管机构需要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信息时代的监管与执法越来越依赖电子沟通记录,任何记录管理失误都可能造成法律后果与公众信任的流失。通过制度修订、技术投入、培训强化与透明沟通,监管机构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步恢复信誉。
对于被监管空间内的企业而言,此类事件也是一个提醒:在与监管机构互动时,应强化自身的记录保存与合规操作,确保在必要时能够提供完整、可验证的沟通记录。总之,SEC擦除詹斯勒手机短信事件不仅是一次内部管理失误的爆发,更是一场关于公共机构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维护信息完整性与公众信任的系统性考验。可避免的错误如果不被正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制度公信力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唯有通过制度化的改革和透明的整改,监管机构才能在未来的执法和政策制定中,确保既符合法律要求,又经得起公众与市场的检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