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全球核能工业正面临诸多挑战。随着成本飙升、监管环境剧烈变化以及民众反对声浪日益高涨,核能曾被视为未来能源的黄金时代似乎走向终结。美国的新核电站订单在1973年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到1979年几乎归零。与此同时,英国的先进气冷反应堆项目因设计和规划不当,项目超支严重且延误多年。面对这样的全球趋势,法国却逆流而上,开启了核能建设的飞速发展,令人瞩目。法国在70年代启动并建设了37座核电反应堆,最终使其电网实现了近乎完全低碳化,核电占据电力构成的70%,全国94%的电力来自低碳能源。
法国核能的成功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政策转向、技术调整和社会动员。战后复兴时期的法兰西正急切寻求恢复其国际地位。时任临时政府领导人、自由法国英雄戴高乐将军坚决推动核武器的研制,同时建立了两大核能核心机构,一是1945年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CEA),负责核武器用钚的生产;二是1946年成立的法国家电公司(EDF),负责全国电网的运营。最初,EDF对核能并不重视,资源有限,重点在于重建及整合被摧毁的电网,并管理新近国有化的众多电力公司。由此,CEA主导了核反应堆的设计,选用了天然铀燃料的石墨气冷反应堆,这种设计不依赖高压系统,便于在运行中更换燃料棒,满足了军事核材料采集需求。1956年,位于马尔库莱的首座全规模试验反应堆G1完工,体现出CEA与EDF的初步合作。
尽管该反应堆因优化生产军用钚而牺牲了发电效率,仅能发挥40%的潜力,但其运营为核能民用奠定了基础。随后,法国在同一地点安装了两台类似反应堆,但运营效果欠佳。这一时期的核能项目面临技术选择的争议。1965年,美国西屋电气大力推广其加压水反应堆(PWR)技术,以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市场。EDF在综合考量经济性后支持转向PWR设计,认为其带来的低成本及发电效率更为重要,尽管CEA仍坚守自有石墨气冷技术。1969年的一次EDF工人罢工反映出转型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复杂。
戴高乐去世和蓬皮杜总统接任后,法国政府支持技术路线的调整。70年代初,在Fessenheim建造了两座试验型PWR核电站,技术逐渐成熟。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油价暴涨,法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面临严峻能源安全挑战。油气资源匮乏令法国必须寻找替代能源。此时,政府推出以总理梅斯梅计划命名的大规模核电发展策略。该计划承诺快速扩展以压水反应堆为核心的核电设施。
仅1974年,EDF便订购了16座新反应堆,装机容量显著提升。这场核能建设热潮成为史上最快的核能扩张速度。八十年代间,法国核反应堆数量从15座增至55座。即使是监管和工业高度发达的中国,也未能超越这一纪录。其关键成功因素之一在于高效的标准化设计与工期控制。政府预先设定适合的核电站选址清单,核反应堆批量订购,统一频率施工,大幅降低审批程序和建设时间。
核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高度保密,专家与政府间密切合作,以最快速度完成规则规范。早期,环境影响评估甚至未被严格要求,体现出政策推动的强烈意志。长期稳定的规划使供应商能够提前投入生产线和技术研发。法国核能制造业核心企业Framatome通过专用设备大规模生产反应堆关键组件,如反应堆压力容器与蒸汽发生器。其位于圣马塞尔的工厂至今仍为全球众多核电站提供组件。高达9000吨的液压锻造压力机使得大型核电设备生产效率达到行业顶峰。
成本控制严格执行,EDF对工艺拥有主导权,尽管合作伙伴提出意见,EDF依然坚持自主决策以确保预算和进度。法国70年代核电建设成本仅为同期美国核电成本的一半甚至更低,得益于简化的监管和生产链高度专业化。法国核能不仅成功降低了碳排放,还强化了国家能源独立,提高了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法国的成功经验对世界各国能源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政策决策的稳定与连贯至关重要。政府明确核能发展目标,统一标准,提供政策保障,消除了市场和企业顾虑。
其次,重视技术集成与产业链建设,推动专用制造能力,提升效率和质量。再者,将公众利益与地方经济结合,设计激励机制,使社区愿意接受核电站建设。尽管现代核能建设面临更严格的安全和环境要求,法国经验强调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和长期规划依然适用。推动核能发展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战略选择。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核能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法国"自由、平等、核能"精神象征着国家自主发展核能的决心和成功。
尽管核能产业在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迥异,法国用自身实践回答了如何通过政策推动、产业协作及社会支持,实现快速崛起并塑造低碳未来的课题。法国核能故事是对挑战时代的回应,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