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名曾在李县惩教所(Le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任职的前狱警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监狱走私手机带来的致命风险。2010年3月5日,约翰逊在家中遭到刺杀企图,被枪击六次并幸运生还。调查表明,这起针对狱警的暗杀由狱内通过走私手机组织和指挥。多年来,约翰逊将改变现行法律作为自己的使命,呼吁允许在州级和地方监狱内部有限制地使用手机信号屏蔽技术以阻断走私手机的通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近期投票决定对这一提案展开公开征询,标志着一场关于技术治理、法律边界与公共安全的深刻讨论进入新阶段。 了解约翰逊的遭遇和他推动改变的动机,有助于把握为何监狱内部的手机问题能够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监管争议。
走私手机在监狱中不仅用于家属联系或私人娱乐,更常被用于组织暴力、指挥贩毒网络、策划越狱或雇凶行凶。对直接面对狱内暴力和走私链条的狱警而言,手机不仅是一种便利工具,而是具备即时通信功能的危险武器。约翰逊认为,能即时切断手机通信的屏蔽技术能有效阻断这类指挥链,从而保护狱警与其他在押人员的安全。 目前在技术层面上,针对监狱内走私手机的主要解决方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手机信号屏蔽(jamming),通过发射干扰信号抑制手机与基站之间的通信;另一类是托管接入系统(Managed Access Systems,MAS),通过部署本地基站或信号管理设备,检测并隔离未授权设备,允许合法通话同时阻断走私设备的连接。两种方案各有优劣,也引发不同群体的支持与反对。 支持者认为手机信号屏蔽的优势在于即时性与简洁性:一旦启动,所有手机通信在覆盖区域内被抑制,无法用于远程指挥或联络外部网络,从而在短时间内削弱走私手机的功能性。
像约翰逊这样的受害者及一些监狱管理者认为,这种"立刻断绝通信"的能力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保护人命,减少监狱内协调暴力或大规模犯罪的可能性。 反对者,尤其是无线产业代表和部分法律专家,则对屏蔽方案持强烈保留意见。无线运营商和行业组织担心,屏蔽信号难以做到精确控制,可能会超出监狱围墙影响到周边社区的合法通信,包括居民的手机、急救车辆的通信和其他公共安全服务。联邦法律自1934年起就对"有意干扰授权通信"有严格限制,行业与部分监管学者认为放宽禁令可能带来不良先例,将信号干扰工具逐步扩散到其他非监狱场景。 相比之下,托管接入系统被推广为一种更温和的替代方案。托管系统通过识别设备并在本地层面选择性阻断未授权手机,而允许注册用户或紧急通信通过。
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既保护了合法通信,又能针对走私手机进行控制。在南卡州,托管系统在2018年被引入数所监狱后,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走私手机的使用,但主管部门和前州监狱长布莱恩·斯特林(Bryan Stirling)表示,狱内仍有人设法规避和继续使用走私手机,因此他认为托管系统并非万无一失。 监管层面上,联邦通信委员会正面临如何在保护公共无线通信秩序与响应州级监狱安全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FCC主席布兰登·卡尔(Brendan Carr)提出的一种思路是,将"走私手机通信"重新定义为非授权通信,从而在有限条件下允许对其采取干预措施。然而,这一解读是否能经受司法审查仍存疑虑。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纯粹依靠行政解释绕开国会立法授权,可能在法院面前被视为越权或不当扩张。
公共安全风险是反对屏蔽的另一个核心论点。监狱周边社区居民、急救医疗服务及执法单位在面对紧急情况时,需要可靠的无线网络支持。历史经验显示,信号干扰一旦实施,可能会影响到意外地点的通信质量,延误救援或阻碍通讯。此外,如果监狱内部的屏蔽设备被不当使用或发生故障,可能导致监狱与外界失联,给监狱管理带来新的安全隐患。 伦理与权利层面的讨论也不容忽视。被监禁者虽然丧失了某些自由,但在大多数法域内仍享有基本人权,包括通信权利的合理保障。
全面或长期屏蔽可能影响在押人员与家属的必要联系,进而影响到心理健康与再社会化进程。社会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惩戒与改造、限权与人道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技术操作与监管保障应当成为讨论的重点。如果监管层允许在监狱中试行信号屏蔽,必须明确严格的技术和法律边界。例如,屏蔽设备的覆盖范围和频段必须精确限定,仅对走私常用频段生效,并采用实时监控与自动安全开关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立刻切换至允许通信模式。设备的部署和启停应有多层次授权流程,记录完整日志并接受独立审计,防止滥用与误操作。
与运营商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采用屏蔽还是托管接入系统,监管机构应促使运营商参与协调,包括共享网络覆盖数据、制定应急通讯预案以及在技术层面设立优先通道以保障生命救援和执法联络。托管接入系统本身就需要与运营商的网络和设备库对接,以识别合法SIM卡和设备特征。 此外,技术方案的选择应结合监狱的具体情况。不同类型的监狱在人口密度、建筑结构、周边环境和犯罪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高风险、封闭程度高的监狱可能更适合采用短时、有限范围的屏蔽措施,而开放式或临近居民区的设施更适合优先采用托管接入、强化物理安检和完善情报监控等综合性措施。
经验显示,单一技术往往难以全面解决问题。走私手机问题是监狱治理的一个环节,涉及走私渠道、狱内贩卖网络、狱警腐败、探视监管和快递监管等多个维度。因此,技术应作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与加强监狱人员培训、完善包裹与探视检查、提升狱内情报交流和建立内部举报机制相结合,才能在根本上遏制走私手机的影响力。 政策制定上,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应考虑设立试点项目,限定时间和地点,在严格监督下测试屏蔽技术的可行性和副作用。试点应包括第三方评估、社区影响评估和透明的公众报告机制;同时,为了回应司法审查的可能性,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明确授权与界定条款,避免完全依赖行政解释来绕过现行法律。 从财政角度看,不同技术的成本差异也值得关注。
托管接入系统往往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与持续维护成本,而简单的屏蔽设备在短期内可能成本更低,但长期来看若需实现高精度、低溢出的屏蔽,同样会涉及复杂设备与频谱管理费用。国家或州政府在投入前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权衡潜在的安全收益与公共资源分配。 社会舆论与受害人声音在政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约翰逊的亲身经历是推动公共讨论的重要触点,他将个人悲剧转化为公共倡议,影响了政策讨论的方向。然而,政策制定不应只听取单一群体的意见,应同时纳入受害者、狱警代表、在押人员家属、无线行业、法律专家与民权组织的多方建议,形成更平衡的公共决策过程。 技术发展也可能带来新的解决路径。
随着5G、人工智能与定位技术的发展,未来有可能实现更精确的信号识别和地理围栏式的信号管理,从而在不影响周边公共网络的前提下,针对性地限制监狱内部的非法通信。监管者应关注这些技术进展,并在规则制定中保留灵活性以便纳入新技术。 国际经验值得借鉴。不同国家在监狱通信管理上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信号干扰而侧重于搜查与法律惩罚,有的国家则在受限范围内允许特定技术干预。比较研究有助于辨别哪些操作细则在实际运行中更可行、更能兼顾人权与公共安全。 在任何可能放宽监管的情形下,监督与问责机制至关重要。
公众应有权审查屏蔽措施何时被启用、启用原因及其影响评估结果。独立监督机构或立法委员会可以定期检查使用记录与效果评估,确保措施不是被用于压制合法通信或掩盖管理失误。 结语部分,需要回到最初的出发点: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保护生命安全与维护公共秩序。约翰逊的遭遇提醒我们,技术与法律必须为人的安全服务。允许在监狱有限范围内采用手机信号屏蔽,若被证明能显著降低暴力风险且在技术与法律上得到合理约束,可能成为提升监狱安全的工具之一。但任何施策都要谨慎推进,结合精准的技术、严密的监管、透明的问责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才能在保护狱警与社会安全的同时,尊重基本通信权利与公共利益。
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在复杂利益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使得悲剧不再重演,而治理更具公正性与有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