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曾经浓烈且持久，双方的敌意不仅深刻影响了宗教领域，更渗透至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欧洲经历了数百年的宗教战争、政治冲突、社会分裂，最典型的事件如1572年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以及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都让天主教与新教人民深陷血腥对立。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难以想象的宗教和解突然出现，旧有的教派敌意消融，双方开始联合，共同塑造战后欧洲新秩序。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令人意想不到地指向了纳粹主义的崛起。纳粹意识形态虽然以极端种族主义和暴力闻名，却在初期提出了跨教派的“积极基督教”理念，呼吁天主教与新教结束历史争端，实现基督教内部的统一，为构建种族统一的民族国家服务。这种出人意料的宗教联盟模式，成为了研究欧洲宗教和政治关系的重要窗口。
要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转折，必须先回顾纳粹前的欧洲宗教局势。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依旧尖锐，甚至在社会生活的细节中体现。德国新教徒作为多数，发起一系列针对天主教会的严厉迫害，涉及时教团体驱逐、学校接管以及出版物审查。荷兰新教群众暴力袭击天主教游行，奥地利则出现反天主教的广泛运动。反过来，天主教对新教的指责同样激烈，在法国，天主教媒体公开将新教徒污蔑为叛国者，呼吁剥夺其公民权利，商业团体、工会甚至文化活动往往按照教派划分阵营。神学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普遍持有偏见，认为两派信徒血统不同，文化不可兼容。
性道德观念的差异更成为双方互相攻击的焦点，天主教强调教会权威，控诉新教支持离婚和通奸，新教则指责天主教神职人员利用忏悔制度控制妇女，破坏家庭稳定。即使进入20世纪，教派之间的敌意仍旧深植于社会生活，政治选区、社区传统乃至婚恋习俗中都能见到根深蒂固的“分化”。然而，这些多年积存的仇恨在1930年代突然迎来了转机。纳粹党在其党纲中大力推崇“积极基督教”的概念，试图超越宗教分裂，从而凝聚“雅利安”种族意识。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天主教与新教不应因教义分歧互相敌视，而应携手合作，构建共同的血缘共同体以抗击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希特勒本人多次公开呼吁宗教内部的和解，视教派内战为德国民族复兴的障碍。
在纳粹统治初期，这一主张受到部分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天主教的某些人士公开与新教界合作，成立跨教派的组织。他们相信这种统一能帮助维护社会阶级秩序和性别角色分工，有利于巩固他们眼中的“自然不平等”。经济领域也是合作的重点。几十年来，天主教和新教都对社会主义怀有强烈敌意，支持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等级制度。纳粹的经济政策，如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被解读为两派思想共同认可的体现，既抑制工人阶级的激烈抗争，也保护既有的财产结构。性别政策上，纳粹倡导女性退出职场，专注于生育，这一政策赢得了许多基督徒的支持，被视为重振家庭核心价值的关键。
宗教领袖如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对此表态支持，视其为“消除宗教分歧、服务于整个德国民族和欧洲文化领导权”的行动。从地方到国家，甚至延伸到被占领国，各地天主教和新教的合作日益密切。比如法国维希政权在对新教的政策上发生了极大转变，任用新教徒进入政府要职，淡化了长期以来的宗教隔阂。与此同时，基督教内部的反犹主义也随之加剧。反纳粹派的神学家虽然批评纳粹的种族主义，但大多同时主张天主教与新教应团结起来，维护基督教社会秩序。例如法国神学家伊夫·孔加呼吁教会超越教派差异，形成抵抗极权主义的精神共同体。
德裔瑞士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则强调基督教经济观应摆脱国家干预，保持自由竞争，并认为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共同遗产。宗教间的社会行动也由此诞生，抵抗运动中出现了跨教派的合作，法国自由法国运动领袖戴高乐呼吁消弭宗教偏见，共同对抗维希政权。二战结束后，尽管纳粹被击败，这一跨教派的合作趋势非但未消失，反而进一步巩固。对社会主义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共同警惕，促成天主教与新教政治联盟的形成，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成为战后西德执政的中坚力量。这些联盟在西欧诸国都有类似表现，不仅有效整合了宗教票仓，也促进了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平衡，尽管仍然强调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家庭政策继续体现保守宗教价值观，限制女性权利，禁止堕胎和节育，歧视单亲家庭和同性恋现象。
宗教家庭治疗机构的兴起也反映出双方合作维护家长制的共同意愿。然而，社会风潮的变迁难以阻挡，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得以兴起，部分基督徒青年积极投身反资本主义、支持女性解放和平权运动，虽然他们也强调跨教派的团结和对过去宗教反犹思想的反思。许多新兴基督教左翼组织由天主教和新教成员共同创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总体来看，20世纪初到中叶的欧洲，天主教与新教从根深蒂固的敌视走向合作，展现了宗教与政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纳粹主义的冲击虽带来极端危害，却不可忽视其促成的宗教联合现象，这一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绝非静止不变，而是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不断适应和重构。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把握欧洲现代社会与宗教的变迁，也为当下多元文化、信仰共存的挑战提供历史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