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浩瀚历史中，罕有著作能像亨利希·佩施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那样具备如此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篇幅。这部由德国耶稣会神父佩施所著的五卷巨著，最终版本达到近四千页，历时二十余年于1905年至1926年间由赫尔德出版社陆续出版。尽管如此，这部影响深远的经济学著作长期未被英语世界广泛认知，直至21世纪初经过翻译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佩施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教科书，它更是一套具有体系性的经济理论蓝图，以团结主义为核心理念，力图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佩施出生于1854年科隆，其生活经历跨越德国的文化与政治动荡，他的学术之路兼具哲学、神学与经济学的深厚底蕴。因德国文化斗争期间耶稣会的禁止，他曾被迫流亡英格兰，实地感受工业化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这段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的经济思想基础。
佩施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不仅整合了18世纪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成果，还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团结主义经济体系。在此体系中，人类劳动被视为财富的根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依存性和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反对资本无序积累和阶级对立，主张通过职业组织和权责分明的经济结构实现社会正义和慈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而亚当·斯密则倡导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强调个体自利即能带来社会繁荣。然而二者各自存在的不足和弊端都被佩施敏锐地指出。佩施揭示了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揭露了垄断、投机和资本对文化与社会道德的侵蚀；同时也批判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认为其无法长久维持自由与公正，难以合理调配劳动成果。
捍卫劳动的尊严与优先地位，是佩施理论的基石。其对资本作为“工具性有效因”的定义深刻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哲学的影响，强调劳动是生产的主因，资本不过是辅助之物。正是这一点，佩施提出了公平工资原则，认为伦理上的公正工资同时也是经济上合理的工资，这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其社会教皇通谕《劳工工作》中对公正工资的论述高度契合。佩施的团结主义强调职业组织的作用，认为各行业和工会应当以促进整体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而非简单的劳资对立。该理念后来被融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社会教义，具体表现为1931年的通谕《四十周年》及其后续文件中。此外，佩施还提出了补助原则，界定国家在经济中的合理职能：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型国家的全方面控制，也不同于自由经济中政府的缺席，而是作为支持和促进个体及中介团体实现公共利益的保障者。
佩施对于工作与所有制的思考超越时代，其站在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兼具哲学深度与现实关怀，令其作品不仅是经济理论的总结，更是一部关于社会正义、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性论述。令人惊讶的是，佩施在其著作中早期便涉及环境伦理，强调人对自然的主权是有条件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20世纪初的经济学著作中极为罕见，与当今生态经济学理念不谋而合。佩施的学术贡献也体现了他作为神职人员的身份，经济学在他眼中并非冷冰冰的技术性学科，而应深受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指导。他曾坦言现代经济困境源自经济生活的非基督教化，只有重拾基督教世界观，才能实现社会团结，消弭阶级对立，实现真正的合作和共融。佩施与其他两位经济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思想脉络上既有相似亦有分歧，他们均认可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截然不同。
佩施反对单纯追求个体利益的自由主义，也批判集权的社会主义，力图构建一条融合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长期以来，该著作因语言障碍和篇幅浩大未能广泛传播，但随着英文译本的问世，佩施的理论逐渐获得更多关注，尤其是在探讨经济伦理、社会团结及基督教经济思想领域。佩施对经济学本质的重新诠释，为今天面对全球不平等、经济危机及生态挑战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他强调经济体系的根基在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团结，呼吁以伦理和信仰重塑经济结构。对现代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佩施的团结主义不仅是学术上的参考，更是实践层面的启示。重新探寻佩施的经济学，能促使我们反思当前以利润至上、竞争无序的市场机制，探求更加包容、公正且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总的来说，亨利希·佩施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堪称经济学史上的丰碑，不仅因其篇幅之巨，更因其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和思想深度。它将经济学置于基督教伦理框架之中，提出了团结主义经济体系，强调劳动的中心地位、职业组织的重要性及国家合理职能，反对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和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佩施的经济学跨越时代，引发学界对经济伦理、社会正义与人本经济理念的持续探讨，彰显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也为当代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改革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佩施身为一位耶稣会神父，他的学术成就提醒我们，经济学并非孤立的数字游戏，而是关乎人类尊严、团结与未来的综合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