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其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四千多年的汗青中不断演进。尽管通过考古学和历史文献，人们对古埃及社会的了解已日益深入，但由于地区环境导致的DNA保存状况不佳，关于早期埃及人群遗传背景和文化交流的研究一直存在局限。最近对一位生活在约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间的早期王朝男性个体的全基因组测序，为这一领域提供了突破性的发现。该个体来自埃及努韦拉特（Nuwayrat）墓地，是迄今为止获得的最早的全基因组古埃及人类DNA之一，填补了早期埃及遗传学的空白。 这位努韦拉特个体的遗骸采用陶罐葬形式埋藏于岩穴墓中，推测其社会地位较高。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其生活在早期王朝与旧王国交界时期，这一时期是埃及政治统一后文化与技术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基于牙齿和骨骼形态学的分析，以及碳、氮、氧和锶同位素检测，确认该个体的成长环境为尼罗河谷地区，食谱包含典型的埃及农业产物与动物蛋白。 基因组数据经过多个流程的验证，排除了现代人类DNA污染的可能，数据质量达到2×覆盖度。这种成功的全基因组提取得益于其特殊的葬俗，陶罐葬可能为DNA的长期保存提供了理想环境。 通过将努韦拉特基因组与逾三千名现代人及近千名古代个体的基因组进行比较，该个体最接近于现今北非与西亚地区人群的基因构成。从细分祖先组成分析来看，努韦拉特个体约有78%的基因组来源于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尤其是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样本，这表明古埃及人具有显著的本地北非祖先成分。这一发现支持了古埃及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地区先住群体的观点，反映了尼罗河谷新石器时代居民与努韦拉特个体之间的遗传连续性。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努韦拉特约20%的基因组显示出与东部肥沃月湾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高度亲缘关系。这表明古埃及人与近东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文化传播，如家畜引入、陶器技术传递以及书写系统的扩散，同时也涉及了实际的人口迁徙与基因交流。这一现象已被考古学家通过陶器轮使用及早期象形文字起源等相关物证所推测，而基因组证据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生物学支持。 进一步的统计学模型分析确定，这种东部近东族群的基因影响较可能源自新石器时代的移民活动，而非青铜时代或更晚期的迁徙，尽管后期多轮人口迁徙依然对该地区基因结构产生了影响。古埃及与近东间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早已有之，遗传学结果强化了这一跨区域接触的实际人类迁移版图。 此外，努韦拉特个体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也与现代北非和西亚人群中的常见类型相呼应，进一步证实了其遗传结构的双侧联系。
其遗传数据没有显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群体，如埃塞俄比亚距今约4500年的个体（Mota）的直接关联，说明当时古埃及人与中东、北非地中海区域的联系更为密切。 对比后期埃及考古出土的第三中间期人类基因组，发现后来埃及人群中的黎凡特青铜时代基因成分明显增加，这可能反映了随时代推移的人口流动，包括可能的迦南人扩张、海上贸易网络以及外来统治力量的影响。这些复杂的基因交流不仅展示了埃及作为区域人群交汇点的地位，也揭示了在长时间尺度上人口动态与历史事件的基因学印记。 当代埃及人的基因组成表现出多源融合特点，其中努韦拉特及北非新石器时代族群的遗传成分依然显著，同时青铜时代黎凡特与东非、西非后期基因流入也对现代埃及人口特征产生了影响。这种多元祖先谱系形成了现代埃及复杂且多样的人口结构。 努韦拉特个体的骨骼病理分析及口腔牙齿磨损情况反映其经历了长期的体力劳动，尽管其葬俗显示其社会地位较高，这与古埃及陶工等工匠形象相符。
此外，由遗传预测分析，该个体可能拥有棕色眼睛和头发，肤色介于深色至黑色之间，符合该地区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典型体型特征。 总体而言，这项古埃及早期王朝个体的全基因组测序成果突破了过去因样本限制而难以解答的遗传学疑惑，为古埃及人口的起源、迁徙及文化交流提供了生物学的直接证据。研究显示，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不仅依赖本地北非先民的持续，也融合了来自西亚肥沃月湾古代农耕民族的基因贡献，反映了跨文化及人口交流的多元动态背景。 未来，随着更多埃及和周边地区古代个体的基因组数据积累，学界有望进一步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古埃及人口结构的演变、中国和非洲大陆的人口互动，以及地中海区域文明交融的深层原因。这不仅为理解古埃及社会提供了更多视角，也对整个非洲北部与西亚史前及历史时期的遗传学网络开启了全新探索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