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滥用海关法条调查记者非营利组织引发宪法争议

加密市场分析

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利用一项鲜为人知的联邦法律条款,大规模调取记者、非营利组织和工会的私人信息,这一做法引发了法律专家、前政府官员和公民自由倡导者的强烈批评。这种被称为1509传票的行政传唤工具,源自管理海关进口事务的19 USC 1509条款,本应仅限于调查关税和进口相关违法行为,但特朗普政府却将其用于完全无关的国内调查,包括针对记者的报道来源、非营利组织的财务记录以及工会成员的金融交易。 这项争议的核心是明尼苏达州记者格鲁吉亚·福特和唐·莱蒙的案例。福特是一名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的记者,她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透露,政府在未通知她本人的情况下,通过1509传票从T-Mobile公司获取了她长达六个月的电话记录,涵盖超过一万个电话和短信记录。福特直到今年七月中旬才知道政府曾试图获取这些信息,当时政府律师将记录交给了她的法律团队。更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在申请搜索令两次被法官驳回后,转而采用不需要法官批准的行政传唤方式获取YouTube账户信息。

一名联邦法官曾明确表示,政府未能建立可能性的合理依据,并要求告知莱蒙和福特相关请求以便他们有机会提出异议。 国土安全部对这一做法的解释是,1509条款赋予该机构广泛的调查权力,虽然条款提及关税和税款,但并未将调查权限仅限于这些领域。司法部律师在去年十二月的法庭文件中辩称,国土安全部有权调查潜在的违法行为,以确保遵守由美国海关服务局管理的联邦法律,而海关服务局已并入国土安全部。然而,这一解释遭到了法律专家的强烈反对。曾于2014年至2017年担任国土安全部监察长的约翰·罗斯指出,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种使用传票的方式都是不当的,这不是海关案件,也不涉及海关违法行为,根本不应该使用这一法律工具。 前国土安全部律师克里斯·邓肯同样对政府的解释提出质疑。

他强调,19 USC 1509条款被纳入第十九章这一海关法典,本身就表明国会意图将这一权限限制在海关违法行为的调查范围内。邓肯表示,国会不会在海关法中塞入一个可以随意调查任何联邦法律违规行为的空白支票,这种解释完全违背了立法原意。 这种做法的特别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完全绕过了司法监督。传统上,执法机构必须向法官或大陪审团证明有合理依据相信所要搜查的材料将产生犯罪证据,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核心内容。然而,1509传票只需要国土安全部内部官员的批准,无需任何法官的审查。新闻自由基金会的资深顾问凯特琳·沃格斯指出,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法官参与其中,没有独立的权力机构来审视这种要求是否合法,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除了记者的案例外,国土安全部还向谷歌发出了针对多个YouTube账户信息的1509传票,涉及对象包括左倾媒体《Democracy Now》、保守派播客主持人梅金·凯利、《密尔沃基哨兵报》以及独立记者布伦丹·古滕施瓦格。部分被引用的视频内容涉及一场在明尼阿波利斯教堂举行的抗议活动直播,但并非全部都是如此。例如,关于《Democracy Now》的请求中引用的视频是一则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和与抗议组织者内基玛·利维·阿姆斯特朗的访谈;而关于凯利节目的请求中引用的视频则包括对教堂牧师乔纳森·帕内尔的采访。 国土安全部还向多家公司发出了1509传票,要求获取左倾非营利组织和工会的财务信息。在一起涉及十五名活动人士面临刑事阴谋指控的案件中,国土安全部成功获取了日出运动组织、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以及美国通讯工会的财务记录,以及一个名为种族正义之声的非营利组织的Venmo交易记录。这些组织均未被指控任何犯罪,国土安全部也未解释为何需要获取这些记录。

PayPal公司,即Venmo的母公司,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这种模式并非偶然。根据《纽约时报》二月份的报道,国土安全部已经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出了数百份行政传票,要求获取用户信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传票通常对公众保持隐藏状态,除非被传唤的公司或用户提出质疑。公司没有法律义务通知用户其信息已被索取,虽然部分公司会这样做。专家们质疑这种通知是否充分,因为许多用户在收到通知时会感到困惑,也没有资源聘请律师在法庭上对传票提出异议。

公民自由防御中心的执行主任劳伦·里根批评说,这些公司想要让人们认为他们会保护用户隐私,但实际上他们将所有负担都转嫁给了用户。如果用户真的要聘请律师来对抗这种传票,可能需要花费数万美元,这对于普通用户和非营利组织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律师F·马里奥·特鲁希略指出,政府本可以让其高薪律师来承担这种费用,但他们选择将成本推给用户和非营利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当1509传票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时,国土安全部经常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前撤回传票。2017年,Twitter曾起诉国土安全部,挑战一项针对批评国土安全部的账户@alt_uscis的1509传票,最终国土安全部撤回了传票。去年,国土安全部向Meta发出1509传票,要求披露在费城郊区监控ICE特工活动的一个Instagram和Facebook账户背后的用户身份。

当用户在法庭上挑战这一传票时,国土安全部的律师为传票进行了辩护,称其属于国土安全部所执行法律的范畴。双方在1月15日向法官陈述了论点,而国土安全部在第二天就撤回了传票。 里根分析说,政府不希望法官剥夺这一可怕的工具,因为他们正在从中获取信息。一旦法院裁定不得使用这一法律,这一判决将对所有类似案件产生约束力。2017年,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曾发布报告,发现1509传票的使用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当的。监察长的审查发现,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职业责任办公室的官员经常滥用这一传票工具,并建议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加强对传票使用的监督,该办公室当时同意了这些改革建议。

这种做法引发的宪法争议是深远的。第四修正案的核心原则是政府获取公民私人信息必须经过司法审查,而1509传票的广泛使用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政府可以绕过宪法保护的后门。当这一工具被用于调查与海关完全无关的国内事务,包括记者的报道活动、和平抗议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合法工作时,这就构成了对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严重威胁。 新闻自由基金会特别关注这一做法对记者和其消息来源的影响。沃格斯指出,这种信息可以帮助政府发现记者的机密消息来源,这直接威胁到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基础。如果记者无法保护其消息来源的匿名性,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报道将无法完成。

记者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包括保护消息来源的特权,但1509传票的使用正在侵蚀这一基本保护。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内森·弗里德·韦斯勒专门研究隐私问题,他指出了更深层次的担忧。他表示,国土安全部长期以来一直在滥用这一传票权力,获取明显超出其权限范围的记录,特别是试图针对那些国土安全部对其言论感到不满的人,但这些言论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他强调,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政府利用技术官僚程序规避宪法对公民的保护。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关于公司责任的讨论。谷歌在福特案中拒绝遵守1509传票,理由是国土安全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请求与海关调查相关。

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会审查收到的每一项数据请求,以确保其合法,并在请求过于宽泛或未遵循正确程序时提出异议。然而,谷歌在多大程度上系统性地对所有1509传票提出质疑仍不清楚。T-Mobile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认真对待保护客户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责任,会仔细审查政府的信息请求并依法作出回应,但拒绝就具体的执法请求发表评论。 法律改革倡导者正在呼吁国会介入,明确限制1509传票的使用范围,并要求任何此类传票必须经过司法审查。公民自由组织也在推动法院对这一法律工具的合宪性作出明确裁决,结束目前这种政府可以单方面获取公民私人信息的灰色地带。如果不采取行动,这种做法可能成为政府大规模监控记者、活动人士和批评者的常规工具,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根本性威胁。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数字时代,政府获取公民私人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强,但相应的法律保护机制却未能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社交媒体公司、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掌握着数亿美国人的数字足迹,这些数据对政府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司法监督和明确的法定限制,这些数据很容易成为政府打压异见、压制新闻自由的工具。明尼苏达州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国会和法院不采取果断行动,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将愈演愈烈,对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构成系统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