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的名字在科技界与政治圈并不陌生:从早期投资Facebook到创办Palantir,他既是硅谷的风投偶像,也是保守派与反主流主义网络的重要财力支持者。近年来,一种看似宗教化的叙事围绕着他展开 - - 一种以"反基督"(Antichrist)和katechon为核心的末世话语。在表面上,这看似学术或神学的兴趣,其实和蒂尔的投资判断、政治行动、乃至对技术治理的设想深度交织。 理解蒂尔的末世观,必须回溯到两条重要的思想脉络:勒内·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与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吉拉尔提出,人类的冲突根源在于模仿欲望与替罪羊机制,现代化使替罪羊仪式失效,从而可能导致无法收束的模仿竞争与暴力扩散。施密特则在政治理论中强调"敌人-朋友"二分法,并提出katechon这一概念,指代"阻遏者",即延缓世界末日的力量。
蒂尔把这两者拼接成自己的世界观:科技与全球化在抹平差异的同时,可能催生一种带来"和平与安全"却以全球统一为代价的统治,这在他口中往往等同于反基督的上台。 这种话语并非凭空而来。蒂尔早年在斯坦福接触吉拉尔学说,后来通过一批学者与神学家的圈子不断深化他的理解。奥地利神学者沃尔夫冈·帕拉维尔在学术上对施密特提出批判性的解读,却也无意中成为了蒂尔反复引用的桥梁。帕拉维尔以吉拉尔视角批判施密特,强调不可用替罪手段维系秩序;蒂尔则在多次公开与私下演讲中,将帕拉维尔的论断与施密特的katechon概念结合,形成对"如何阻遏反基督或一统世界"的深切关怀。 把学术概念移入现实政治与商业实践,并非简单的信仰表达,而是直接影响了资源配置与策略选择的路径。
Palantir作为蒂尔投资并扶植起来的公司,倡导通过数据整合、情报协作来预防暴力与恐怖事件。对蒂尔而言,强大的监控与情报体系可能是阻遏全球性混乱的工具,是一种"katechon式"的技术解决方案。然而,这样的技术同样具备被极权政权利用的危险。一套全球化的信息与监控网络在平时可被解释为公共安全与效率提升,但在潜在的政治转向下则可能快速转化为控制与统治的技术基础。 政治实践层面,蒂尔对"国家保守主义"运动与若干民粹主义人物的资助,引发广泛争议。这些政治力量强调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与主权,反对超国家机构与普世主义价值观。
把施密特的多极世界观与国家保守主义的政策诉求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分散的katechon"策略:通过强化国家间的对峙與竞争来阻止全球一体化的出现。但这种策略同样埋藏着矛盾。一方面,分裂的国际秩序被视为对抗"一个世界"的方法,能够暂时阻滞某些集中化的风险;另一方面,长期的对立与敌对也可能加剧模仿性竞争,制造新的替罪羊危机,进一步激化全球暴力的可能性。 在美国内政层面,蒂尔对某些政治人物的扶持也被解读为试图培植"katechon式"的领导人 - - 既能维持秩序、又能在全球化冲击下代表国家利益。然而,现实政治的运作十分复杂。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以替罪与排斥为手段的稳定方式都带来道德与制度上的代价。
吉拉尔学说本身提醒人们,替罪羊机制一旦动用,就会有无辜者受害,其短期的凝聚力往往以长远的破坏性回报为代价。 另一层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蒂尔的末世话语对科技与AI治理的影响。面对人工智能与其他颠覆性技术,部分学界与政策圈主张建立全球性监管机制与伦理框架,以能更好地协调风险与机会。蒂尔则常把"全球协调"标签与"反基督式统一"相连,因而对全球性治理机制抱持警惕。如此一来,他更倾向于支持分散化、国家主导或秘密协调的治理模式,而非透明的多边机制。这种偏好会对AI治理、公民自由与跨国合作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标准、数据治理和跨境执法方面。
对一些观察者而言,蒂尔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为保全文明而赌注于权力工具"的逻辑。他愿意在金融、科技与政治上下注,建立能够在危机时刻发挥作用的实体。但这种以安全为名的赌注,可能把社会推向更为危险的道路:当防御手段本身集中化与强大时,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或机构便拥有改变规则的能力,民主制度的自我纠错机制在此情形下极易失效。 在学术圈与宗教界,对蒂尔话语的反应并非一边倒。部分吉拉尔的追随者对蒂尔的利用与政治化感到愤怒,认为他曲解了"放弃暴力"的核心伦理,将反对替罪羊的理论转化成支持排斥性政治的工具。帕拉维尔本人在与蒂尔的交流中表现出复杂心情:既试图劝诫蒂尔回归吉拉尔以非暴力为中心的道德主张,又担心自己当年的批判被误读,从而间接促成了施密特式思想的流行。
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围绕蒂尔的末世关怀有几个需要被认真审视的维度。首先是话语的影响力。一个富有财富与资源的个人把学术概念转化为政治话语,能够在媒体、会议与私人聚会中放大其影响力,进而改变公众对风险、科技与国家关系的认知。其次是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隐秘协调、秘密情报与集中化监控在短期内或许能应对某些威胁,但缺少透明与民主监督,长期后果难以预料。第三是替罪羊逻辑的道德风险。
将某一群体或意识形态标注为"敌人",并以牺牲他们的权益来换取集体安全,既违背了现代民主的核心原则,也可能激化新的暴力循环。 如何平衡安全需求与民主价值,是对现代社会能力与智慧的重大考验。要回避最坏的结局,需在几个方向上做出制度性努力。增强技术治理的透明度与问责机制,是遏制监控滥用的关键。推动国际协作,但以民主与人权为前提,可以化解"全球统一即危险"的恐惧,同时避免无序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学界、教会与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进程中承担着教育与批判的职能,他们需要清晰地阐释吉拉尔、施密特等理论的历史语境与伦理教训,防止被权力和平衡策略所挪用。
对彼得·蒂尔本人而言,"去教堂"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仅仅宗教化的调侃,而是提醒其在权力实践之外需要道德反思。无论以何种理由介入政治与技术领域,个人与机构都应面对其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富有者的策略与话语若不接受公开审视,便可能在不自觉中重演历史的悲剧。 当下的技术、政治与宗教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权力场。理解蒂尔的末世担忧与其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有助于我们识别当代政治与治理的隐忧。更重要的是,讨论不应止于个别人物的动机分析,而需集中于如何建立健全的制度来抵御集中化权力的风险,确保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守护民主与人权的基本价值。
结局尚未写定。面向未来的抉择将决定是否进入一种由恐惧驱动的闭塞秩序,或是通过开放的对话与制度创新,找到减少暴力、增强韧性的道路。无论学术讨论如何演化,社会的真正防线在于多元监督、公共参与与伦理约束,而不是对某一强力katechon的盲目依赖。理解彼得·蒂尔的观念和影响,是理解当代技术政治化过程的一个入口,但更重要的是把这种理解转化为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回应,以免历史的教训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