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费恩(Shawn Fain)自担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以来,把"站起来罢工"变成了重塑工会力量与工人阶级政治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在过去两年里,UAW不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幕后谈判与默契妥协,而是把罢工、公开谈判和群众动员结合成一套新的战术工具箱。费恩的论述不仅是对个别合同的争夺,更是对美国劳动关系、资本分配和民主政治的一次系统性挑战。围绕工资、医疗、退休与时间四大核心议题,UAW在工会增长与谈判策略上做出多处创新,并将目光锁定在2028年五月一日,作为把局部胜利转化为全国性阶级力量检验的时刻。 生产力与工资的分离是费恩政治论述的起点。自1948年以来,美国工人的生产力上升了数倍,但自1980年代起工资增长就与生产力脱钩。
曾经依靠强大工会推动的共享收益模式被削弱,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失衡日益加剧。费恩以数据说明问题:生产力持续攀升,而工会会员比例从上世纪中期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今天约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资本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把利润向上抽离,富者愈富,普通工人的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障日益薄弱。费恩提出,恢复工会力量不仅是为当下谈判争取更好条件,更是纠正这一长期结构性不公的关键手段。 在策略实践上,UAW在费恩领导下开启了"站起来罢工"的新范式:不再把合同到期日视为谈判的缓冲而是最后期限;不再在封闭的会谈中进行"黑箱式"讨价还价,而是通过公开传播、社交媒体和持续的现场动员把公众舆论转化为谈判筹码。这样的公开化策略把公司高管的"合理性"话术暴露在阳光下,让谈判不再只是双方精英的博弈,而成为全社会对企业利润分配方式的审判。
战术层面的成功很快转化为可验证的成果。通过集中谈判和罢工压力,UAW在与三大车企(Big Three)的最新协议中为在职工赢得了显著的薪酬增长与通胀保护。合同生效后,生产线工人的时薪累计提升约17%,技工提升幅度更大;同时引入的成本生活调整(COLA)机制在协议期末并入基本工资,从而保障了长期收入稳定性。退休人员首次获得年度奖金;晋升到最高薪级的时间从八年缩短到三年;401(k)供款增加,交易类岗位增加补贴等具体胜利也体现出谈判议程的广度。 更重要的是,UAW把这套谈判经验打包并向外输出。新成立的谈判策略部将"站起来"模型推广到卡车制造、航空零部件、高等教育与造船等多个领域。
在戴姆勒卡车、罗尔斯·罗伊斯、康奈尔大学与通用动力电船厂等处,UAW利用示范性胜利不断扩大影响力。每一次成功不仅直接改善该单位工人的待遇,也在非工会企业中产生示范效应,迫使雇主通过提高薪酬和福利来缓解潜在的工会愿望,从而形成对工人有利的市场压力。 组织扩张是费恩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面对长期以来"南部无法组织"的论断,UAW采取了攻击式与防御式并行的组织策略:在田纳西志愿者车间的胜利、在肯塔基与BlueOval SK的组织攻坚,都是将组织重心从传统的北部与中西部向南部工业腹地拓展的明证。过去两年UAW新增加约五十个工点,约七万五千名新成员,使工会总规模增长近20%。这些数字不仅代表会员数的增长,也代表了工会在地域与行业上的重构能力。
然而组织成长伴随着激烈的阻力。企业使用法律拖延、人员增员冲淡代表性、甚至直接解雇积极组织者等战术试图扼杀工人成团结的势头。在BlueOval SK的案例中,企业一度拖延选举、打压组织领袖并诉诸法院以争取时间。费恩及其团队则将公司拖延与攻击作为示范性议题,把法律程序与公共舆论结合起来对抗资本的消耗战。更广泛地说,企业不仅在反组织上投入资源,还利用媒体与政治渠道试图分化工人阵营,从工资层级、种族、性别、宗教与文化差异入手制造分裂。费恩强调,面对这些分裂策略,工会必须在基层重塑领导力与团结意识,恢复长期被侵蚀的互助文化。
退休与健康保障问题在费恩的议程中占据中心位置。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新入职员工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金与退休后医疗保障。费恩将这一代际不公平定性为"退休分层",即同一车间、同一工作却因为入职时间不同而享有天壤之别的退休待遇。为此,费恩把收复退休权益列为五月一日2028年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他认为单一工会、单项合同无法彻底解决制度性问题,只有通过跨行业、跨工会的联合罢工才能产生足够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来迫使企业与政府做出重大让步。 在政治维度上,UAW在费恩领导下强调工会不能成为某一政党的附庸,而应发展独立的工人政治力量。
费恩主张把工会组织与选举动员结合起来,支持那些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候选人,并对所有当选者施压,确保劳动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选举只是手段,目标是让有劳动背景的候选人进入政府机构,使政策制定反映普通工作的现实需要,包括更严格的对回购和分红的监管、强化劳动法执行与打击非法解雇或联合抵制的行为。 面对资本对利润分配的操控,费恩也把触角伸向金融与宏观政策领域。他指出,仅就UAW代表的二十六家上市公司,自2015年以来创造的利润达到数千亿美元,而其中绝大部分被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受益者是最富有的少数人。这一事实说明,工人创造的价值并没有被公平分配,单靠行业谈判无法扭转这一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展望2028年五月一日,费恩与UAW的计划既雄心勃勃又充满风险。
目标是在大规模、多行业、多工会联动的情形下,迫使资本在退休和医疗保障等系统性问题上让步。为实现这一目标,UAW需要继续扩展组织网络,强化基层领导培训,完善罢工动员机制,并与其他工会建立更稳固的协同作战机制。此外,对外的公众沟通必须持续把企业利润分配不公与普通家庭的切身利益连接起来,从而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同时,UAW要面对的现实也很严峻。公司可能继续利用法律与政治资源进行拖延,媒体战和舆论战也会加剧。更重要的是,工会内部需要处理不同成员对政治参与深浅、罢工意愿与长期战略优先级的分歧。
如何在保持组织纪律的同时尊重基层民主、如何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制度重建之间取得平衡,都是UAW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其他工会与劳工运动而言,费恩与UAW的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将公开谈判、舆论战与基层罢工能力结合起来,可以把单一的合同斗争上升为公共议题和政治冲突,从而汇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重视退休与医疗等跨代际议题,有利于把年轻工人与中老年工人连接成共同的利益共同体。把组织重点向被低估的区域和行业延伸,能在劳动力市场调整中抢占主动权。 总结而言,肖恩·费恩正在推动的,不仅是UAW的再生,更是试图复兴一个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力量。
从"站起来罢工"的战术创新到横向扩展组织版图,再到把眼光放在国家级的退休与福利制度改革,费恩与UAW展示出一种把经济争斗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现代工会实践。能否在五月一日2028年实现其宏大目标,取决于工会能否继续保持组织增长、克服内外部阻力,并把零散的胜利转化为制度性的权力重建。 工会复兴并非终点,而是实现更广泛社会正义的手段。费恩所强调的工资、医疗、退休与时间四大支柱,不仅是谈判桌上的条件,更是定义工作尊严与社会衡平的基石。未来几年对美国劳动运动而言,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如果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学会把现场斗争、法律斗争與政治斗争整合为一体,那么便有可能把一时的胜利转化为代际的保障,把被剥夺的集体权力逐步夺回。五月一日2028或许只是开始,但它将成为衡量这一代能否把握历史机遇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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