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摩根大通负责欧洲、中东及非洲业务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波·戈里宣布将从伦敦迁往纽约，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金融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意大利资深银行家，戈里在伦敦仅工作不到一年便做出迁址决定，无疑反映出当前英国金融环境面临的复杂挑战。伦敦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枢纽之一，但随着人才与资金流向的变化，这一地位正遭受考验。菲利波·戈里的迁移不仅是个人职业战略的调整，也是当前金融业大势的缩影。戈里在加入摩根大通前，曾在香港生活和工作超过十年，其家人仍在亚洲，这次迁往纽约显示出全球金融版图的流动性和多元性。随着全球银行业竞相争夺人才和资源，地理位置的选择愈发重要。
伦敦之所以面临人才流失，部分原因与英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去年英国新工党政府上台后，对富人税制进行调整，废止了非居民纳税身份，修改了遗产税规则，这些政策令包括银行家、高净值投资者在内的许多金融人士开始重新考虑在英国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税制变动令财富管理和跨境资金运作变得更加复杂，从而促使一些国际金融人物选择迁离。事实上，菲利波·戈里的离开并非孤例。高盛副董事长理查德·格诺德早些时候已选择迁往意大利米兰，亿万富翁地产投资者伊恩与理查德·利文斯通则移居摩纳哥，钢铁巨头拉特什米·米塔尔也计划离开英国。这些资本大佬们的动作反映出英国作为金融中心吸引力的减弱。
伦敦股票交易所近年也面临企业上市数量减少，部分公司更倾向于在纽约市场挂牌，显示出金融市场的偏好正在发生转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金融集聚效应。摩根大通内部也体现出这一趋势。戈里作为全球银行业务的联合负责人，与同为合伙人的约翰·西蒙斯均常驻纽约。此次双方使得管理团队凝聚在同一地点，符合业务协同效率的需求。由于欧洲、中东及非洲区域庞大且复杂，戈里仍将保持周期性往返伦敦，确保区域业务的持续推广。
然而，坐镇纽约更有利于直接参与公司全球战略决策，并融入美国市场的核心运作中。业界观点显示，伦敦金融中心的挑战不仅仅是税务政策的因素，更多的是人才环境、监管框架和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例如，金融科技创新速度、市场监管环境、跨境合作便利性都成为吸引或流失金融人才的关键变量。英国在金融监管上虽然有优势，但在某些前沿领域未必领先，令部分企业和高管寻求更灵活创新的市场环境。摩根大通高层的换位也是其未来接班人权力布局的一部分。随着长期掌舵人杰米·戴蒙的退位逐渐临近，银行内部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增强全球业务联动性成为关键战略。
英国籍的玛丽安·莱克则成为最有力竞争者之一，她的崛起同样显示了全球化时代下人才流动对企业管理结构的深刻影响。从更大视角来看，金融业地域重心的转移体现出经济全球化与本地化力量之间的动态博弈。伦敦作为历史悠久的金融中心，有丰富的市场经验、资本规模及法律制度基础，但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多极化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其需要不断适应并改革以稳固地位。纽约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投资资源及创新生态，正借助这些优势吸引更多跨国银行和投资机构将业务重心部分或全部搬迁过来。尽管如此，英国依然保持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在欧洲及国际资本市场连接方面。伦敦的金融基础设施与人才培养体系仍然世界领先，未来若能结合政策创新和市场需求变化，仍有机会吸引财富与企业回流。
菲利波·戈里的迁移也提醒我们，全球金融高管在选址时权衡因素多元且复杂，除了税收和政治因素之外，对业务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市场接近性、人才网络及生活品质等同样重要。综合来看，摩根大通欧洲业务负责人突然转向纽约，反映了全球金融格局的演变趋势。伦敦正经历一场人才与资本流失的压力测试，而纽约则稳固其作为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未来，欧洲金融行业需要寻找新的突破方向，加强创新能力和政策竞争力，以应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复杂多变。金融业的这场“迁徙”，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变动，而是全球经济力量重新调整的象征，也是金融中心间竞合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投资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将是成功应对未来金融环境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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