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是一段持续数千年、极具魅力的历史篇章，其历史踪迹遍布从前王朝到古王国再到晚期众多朝代的宏伟遗迹中。尽管关于古埃及文化、建筑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但由于环境因素等复杂条件限制，直到近年古埃及早期个体的完整基因组数据才得以获取。2025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揭示了旧王国时期一位古埃及成年男性的遗传背景，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对古埃及人口起源及其与邻近地区交流的认知，也为探索古代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视角。研究对象来自努威拉特（Nuwayrat）遗址，其遗骸经过放射性碳定年，确定为约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之间，横跨埃及早期王朝到旧王国时期。该男性遗体安置在陶罐中，埋葬于岩石墓穴内，这种罐葬方式可能促进了较好的DNA保存，为后续基因组测序奠定了基础。基因组分析显示，个体的遗传构成主要体现了北非新石器时代祖先的遗传特征，约占77%左右，与摩洛哥中期新石器人群相似。
同时，约有20%的基因组遗传与东部新月沃地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古文化相关，表明那时埃及境内的人群已经出现了从广泛地区流入和基因混合的迹象。古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融合北方和南方埃及的统一开始于第四千纪末。旧王国时代不仅是文化和建筑的高峰期，更是政治稳定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阶段，例如拥有历史意义的阶梯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就在这一时期建成。传统上，学界认为古埃及人多为本地起源，外来人口融合有限。然而，伴随着文化和考古证据的积累，如动物和植物驯养、陶轮技术和文字体系的交流，埃及与新月沃地地区的联系逐渐清晰。此次古基因组研究正是这些联系的遗传映射。
DNA样本的珍贵性和难以获取，主要由于埃及炎热干燥环境对遗传物质的破坏更为剧烈，古埃及早期个体基因组长期无法被解析。此前仅成功获得第三中间时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23年）少量个体的基因数据，且数据质量有限。此次努威拉特遗骸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旧王国时期的遗传空白，也提供了比较不同年代埃及人群动态的基准。多种生物考古指标与基因数据相辅相成。牙齿磨损、骨关节炎等病理特征表明该男子经历了相对艰辛的生活，肉眼测量推断其身高约在157至160公分之间，寿命达44至64岁，这在古代可谓长寿。从基因组预测中，该个体眼睛可能为棕色，头发棕色，皮肤肤色概率偏向深色调，这与埃及地理特点较为匹配。
多重同位素分析揭示其发育期食物以尼罗河流域常见杂食为主，含有小麦、大麦及陆地动物蛋白，没有证据显示其早期生活于其他地区，进一步证明其与本地环境的紧密联系。基因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显示，此人群与今日北非及西亚地区显示出显著的遗传相似性，反映了与现代地中海及新月沃地相关人群的共享祖先关系。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分析同样展示了这一区域性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缺乏长段纯合区域，暗示个体的先辈中未出现近亲婚配的迹象，可能反映当时社会婚配网络广泛多样。高端的qpAdm模型分析揭示，该个体的基因来源于两大主要祖先成分：北非摩洛哥新石器时代个体占据大部分比例，同时混合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的人群遗传。此种组合反映在该区域内千年间复杂的人口群体迁徙和融合演化。
考古同期展现出贸易和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传播，而是涉及人员迁徙和基因流动，呼应陶轮技术和象形文字等创新的区域渗透过程。研究还排除了个体具有显著撒哈拉以南非洲祖先的可能性，表明早期埃及人主要为北非和西亚游牧民及定居农耕人群的后裔。对比第三中间时期埃及人，基因组数据显示后者拥有更多来自青铜时代黎凡特地区的遗传成分，反映了多个朝代的移民潮及文化变迁。对现代埃及人基因组成的建模表明，他们遗传中包含了旧王国时期努威拉特样本的血统，也混合了来自莫洛哥新石器人群、青铜时代黎凡特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群的遗传信号，展示了埃及现代人口多样性及千年连续人群结构的证据。实验方法上，研究者采用了单链DNA测序技术，有效解决古埃及遗骸DNA保存差的难题，是古DNA领域重要突破。包括放射碳定年、骨骼形态分析、稳定同位素检测和古基因组重建在内的多学科结合，保证了对个体身份和生活背景的全面认知。
古埃及社会历史学与遗传学的结合，向我们展示了人口迁徙不仅推动了文化创新和物种驯化，也塑造了当时群体的基因多样性和社会变迁。未来随着更多古埃及全基因组数据的获取，将对文明起源、人群演变和族群互动有更加清晰、动态的认识。努威拉特个体的基因组研究奠定了古代埃及遗传谱系研究新里程碑，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区域文化融合及族群迁徙的复杂性。可以预期，基因组测序技术的持续进步和考古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地中海东部与非洲东北部古代人口之间千年互动的深刻历史，推进我们对古代人类历史的全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