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问题一直是公共健康领域关注的焦点。传统上,人们往往将成瘾视为道德缺陷或意志薄弱的表现,这种观念不仅加重了成瘾者的自我羞耻感,也导致社会对他们采取惩罚而非治疗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成瘾被重新定义为'脑部疾病'。美国心理学家艾伦·莱什纳(Alan Leshner)提出的这一模型,旨在通过科学视角为成瘾提供客观的解释,并借此减少公众污名,推动成瘾问题的医疗化。这个观点将成瘾描述为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强调药物和行为如何'劫持'大脑的奖赏系统,使个体无法自主控制物质使用,进而导致持续反复的复吸。理论上,这种视角为研发针对性的药物治疗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成瘾研究的新方向。
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脑部疾病'模型的成效和适用性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科学界尚未发现稳定、特异的脑部生物标记物,可以明确区分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的脑部区别,也无法为诊断、预后或个体化治疗提供可靠依据。许多介入措施依然以心理社会支持和行为治疗为主,如同伴支持小组、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向激励管理等,这些方法在改善成瘾者的生活质量和促进戒断方面表现优异。药物辅助治疗虽然存在,但其开发多是在'脑病'概念广泛接受之前,如美沙酮和纳曲酮等早已获批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依赖。 关于'脑部疾病'标签对成瘾污名的影响,研究表明这一标签并未明显降低大众的偏见和歧视。相反,将成瘾视为不可逆的脑功能缺陷,反而可能加剧成瘾者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助长悲观情绪,削弱其复原力。
疾病本身的标签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挑战,比如艾滋病患者同样承受标签带来的社会排斥。将成瘾简化为单一的脑部机能障碍,忽略了成瘾背后的复杂心理动态和社会背景,有可能误导公众,减弱对社会支持和系统性干预措施的重视。 此外,'脑病模型'本身的概念并不统一。目前科学界没有明确标准界定什么样的脑变化能被称作'脑疾病'。成瘾的脑部改变往往无法与典型脑瘤、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症相提并论。许多被描述为'被劫持的大脑'现象,随着积极的心理社会干预可逆转,更多体现为大脑适应学习与行为模式的改变,而非固定不可逆的病理损伤。
行为学研究显示,成瘾者在获得新的奖赏来源和社会支持后,重获控制能力并非难事,这与'慢性难治'的脑病观念不符。有大量成功戒断并长期维持恢复的案例,说明成瘾并非必然伴随终生复发。 神经科学家马克·刘易斯(Marc Lewis)提出了另一种视角,他认为成瘾表现的是大脑学习机制的异常表现,而非器质性损伤。成瘾者的奖赏系统可能陷入单一目标的驱动,且缺少平衡的替代快乐源泉,如稳定的人际关系、教育机会和职业满足感等。换言之,成瘾背后深层的生态心理和社会因素极为重要。社会经济不平等、贫困、系统性种族歧视以及社会孤立等结构性问题,是塑造和维持成瘾行为的重要力量。
如美国阿片类危机显示,过度的药物营销、产业衰退和社会无奈同样是催化成瘾爆发的重要根源,单纯追寻脑部机制无法解决这些社会根本问题。 认知到成瘾的复杂性,我们应当以更加多维度的视角审视和应对这一难题。仅凭'脑部疾病'标签无法囊括成瘾的方方面面,也未必是最有效的医疗与社会干预路径。配套措施应重点改善治疗的可及性,保障心理健康和康复服务,促进稳定的住房与就业机会,增强社区联结,减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科学研究也表明,及时的心理社会干预如激励管理和认知行为疗法,显著且持续地改善成瘾者的预后。 回顾'脑部疾病'模型的兴起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其既是一种科学尝试,也是一种社会话语的变迁。
对成瘾的生物医学解释一方面减轻了道德化的谴责,使部分成瘾者得以避免自责和羞耻,获得支持的途径;另一方面,过分依赖这一视角则忽视了成瘾的多元根源和个体的自主性。真正支持成瘾者走向恢复的,往往不是单一标签,而是他们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人际认同和自我价值。 未来的研究与公共卫生实践中,应放弃对'脑部疾病'标签的盲目信仰,更加重视心理、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因素综合作用。多学科合作和整合式干预模式将是成功破解成瘾困局的关键。科技的进步固然重要,但不能让对生物机制的追逐遮蔽了对人的整体关怀。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尊重成瘾者的经验和主观感受,结合个体及社会环境的改善,才是走出成瘾阴霾的真正道路。
当一个如伊莎贝尔般的人说'我一直是脑病的患者',她表达的是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安慰,这值得尊重。但社会和科学共同的责任,是超越固定的标签,开创更加包容、多元且有效的支持体系。这样,我们才能不仅破解成瘾的生物学谜团,更能促进心理健康,实现真正的康复与社会重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