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起源与人口组成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尽管埃及因其干燥环境和复杂历史而使古DNA提取面临巨大挑战，近期对一位来自Nuwayrat墓地的古埃及成年男性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填补了早期埃及遗传历史研究的空白。这一研究不仅成功重建了距今约2855至2570年公元前的旧王国时期个体的基因组，还揭示了他基因组中包含丰富的北非新石器时代祖先成分与约20%的近东肥沃月湾区域基因成分，反映了早期埃及人与该地区的迁徙与基因流动。Nuwayrat个体的遗骸通常被认为代表了高社会地位者，因为他被埋葬于陶瓷坛中，这种罕见的葬俗可能促进了DNA的保存。在考古学上，他的出土时间节点正好处于埃及北方与南方的政治统一之后，以及旧王国早期的关键历史时期。传统上，古埃及人口被认为基因相对封闭，主要来源于本地群体，外来基因贡献有限。
然而，此次研究的数据挑战了这一观点，支持早期埃及不仅通过物质文化交流与近东地区保持联系，更体现了人群迁徙和基因交流。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群体结构分析，Nuwayrat个体的基因组最接近当代北非及西亚群体，其母系线粒体DNA归属于I/N1a1b2单倍群，父系Y染色体属于北非及西亚常见的E1b1b1b2b~单倍群，均与该地区现代人群相符。基因组未表现出近亲繁殖迹象，体现其祖先血缘的多样性和远缘性。更为精细的基因组混合模型显示，约77.6%的祖源可追溯到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的群体，而其余部分则与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更为相关。研究者运用先进的多源基因组模型对照方法，排除了单一来源的假设，展现了这一群体混合多样的人口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人群本身已含有来自伊比利亚马乌里塔尼亚人和黎凡特新石器时代的混合背景，但Nuwayrat个体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近缘关系提示了更早传播的基因流动，与考古上发现的技术与文化扩散（如陶轮的使用、象形文字的起源等）相吻合。
牙齿与头骨的形态学分析也支持这一遗传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迁移并非仅限于物质文化的交流。饮食和氮氧同位素分析显示，Nuwayrat个体在幼年期即生活于炎热干燥的尼罗河流域，饮食主要以陆生动植物和鱼类构成，符合埃及地区新石器时代至科普特时期普遍的食物消费模式。身体骨骼磨损及骨关节炎等病理特征揭示该男性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却经历了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或许从事与陶器制造相关的职业。Nuwayrat个体的鉴定为男性，肤色预测为深色至黑色皮肤，眼睛和头发偏棕色，这与该地区现代人种群的外貌特征较为契合。古埃及DNA样本的获取难点长期制约着该领域的发展，而此次陶罐葬方式的独特保存条件，为全基因组测序提供了技术突破。研究人员将Nuwayrat基因组与跨越欧亚非大陆的成千上万现今与古代基因组数据进行了对比，且通过人口遗传统计和扩展的模型竞争分析有助于揭示覆盖旧王国时期埃及人口遗传多样性的代表性。
进一步对比晚期埃及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前544年）的人群遗传，显示其祖源呈现黎凡特地区祖源成分的显著增加，反映埃及历史上复杂的战乱和人口迁移事件。如今的埃及人则呈现更为复杂的基因组成，涵盖了约32%至75%的Nuwayrat样本相关祖源，约29%至73%的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祖源，约12%至57%的青铜时代黎凡特祖源，以及明显的来自非洲东部和中部的人口基因贡献。这些比例及其时间分布反映埃及疆域上多次族群的迁徙、融合与基因渗透，造就了今日埃及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整体而言，Nuwayrat基因组为理解埃及从早期王朝至重要历史转折点间的人口动态提供了直接视角，支持埃及与东北非及近东地区古代人群存在深层基因联系，同时也彰显出早期埃及社会的人口结构复杂度。研究成果打破了以往将古埃及人视为相对封闭群体的传统认知，揭示了古代劳动力与高社会地位群体共存的社会结构。未来，伴随更多埃及早期遗骸的基因组测序，学界有望进一步厘清古埃及文明的形成机制、地域间的基因流动模式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这一新发现不仅对埃及学、人类遗传学与考古学交叉学科颇具震撼，也为探究人类文明起源与扩散提供了范例，丰富了对古代非洲与西亚交互历史的认知。Nuwayrat个体的遗传背景印证了古代文化技术传播背后的人口迁徙，强调了基因与物质文化交流的联动性，为古埃及文明的人口史书写立下生动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