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正经历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同时自由主义理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理解民族认同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成为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中亟待解答的问题。回顾历史与现实案例,有助于厘清这两者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联系与冲突。 纽芬兰,一个地理上孤立的小岛,历史上曾是独立于加拿大的自治领地,至今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认同。通过纽芬兰的故事,能够感受一个地区民族认同的构建、独立意愿以及现实政治的折衷之间的张力。作为一个曾获得自治权且曾享有独立地位的地区,纽芬兰与加拿大的联合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结合,更是民族认同与国家主权的结合实验。
尽管纽芬兰回归加拿大暴露出许多争议与民意疑虑,但它的历史路径为理解民族认同的动态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纽芬兰的民族情感表面上与血缘或土壤挂钩,实际上,更像是由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经济考量所塑造的复杂集合。即便如此,纽芬兰的现状同样展示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 - 经济规模偏小、人口流失严重以及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依赖,使其独立几乎成了一场无望的浪漫梦想。这样的现实纠缠反映了全球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在存续中面临的困境。 然而,对纽芬兰的这种"浪漫"并非毫无价值。它象征了人们对自我身份和集体命运的追寻,抵抗文化同质化和政治边缘化的诉求,也显示了历史叙述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塑造集体"我们"的政治力量,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诱惑,但其内在的排除机制同样隐含着排斥异己和对自由主义包容精神的威胁。 自由主义,特别是以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固然为现代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它作为合法性框架的弱点也在当前日益凸显。自由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于理性个体之间的假设性契约,以及对权利保障的优先考虑,但这些理念难以直观而具象地阐释国家的"归属者"或"人民"到底是谁。正因如此,自由主义往往难以有效回应涉及民族身份、集体归属感和文化安全等社群诉求,而这些正是民族主义擅长解释和动员的领域。 对比之下,民族主义以一种相对简单且直观的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真正的政府是代表和体现那个"民族"的政府。民族被想象为一个事先存在、具有统一文化和历史的集体,政府的权力源于对这一共同体的代表。
然而,这样的合法性基础是循环的、甚至是任意的,民族认同常被政治力量不断重新定义和扩展,用以排除特定人群或强化政治控制。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往往在解放运动中携手自由主义,却又常在建国后走向排外和专制,二者的关系充满张力。 美国的独特经验 - - 作为一个"以理念而非血缘建国的民族",为探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提供了范例。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达的"献身于这样一个命题:人人生而平等",不仅是对建国理念的总结,也是国家身份的核心基础。美国的民族认同因此建立在共同承诺和价值观之上,强调政治理想而非传统古老的血统关系。这种"命题的民族"概念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国家归属的合法性渠道,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社会允许较为多元和包容的身份构建。
然而,林肯时代的分裂战争同样提醒人们,这种以理念为纽带的民族认同并非天经地义,也可能陷入危机。美国内战是对国家统一和自由主义命题的极端考验,南方的分裂尝试是对共同政治理念的否定,同时暴露了理念和现实利益间的深刻冲突。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民众的集体承诺,任何偏离都可能导致政治解体和社会撕裂。 今天,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流动与移民问题,民族主义以更加排他的姿态卷土重来,伴随着对于国家边界、文化统一和族群归属的诉求。而自由主义则努力维护法律秩序、个人权利及多元包容,二者的碰撞愈发尖锐。此时,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们面临着艰难抉择:如何在保护民主与自由的前提下,回应民众对身份安全和社会认同的合理关切。
部分观点认为,自由主义者应当调整立场,向保守民意让步,尤其是在移民和文化问题上,以避免激进民族主义的政治崛起。另一些则呼吁建立基于公民身份的"内聚性民族主义",即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 - 将国家归属建立于共享的公民价值观和政治承诺,而非血缘或种族。然而,公民民族主义的实践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在文化异质性极大且历史包袱沉重的社会中,很难形成足够强大的共同纽带,抵御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冲击。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正面交锋,实际上是对国家合法性本质的深刻拷问。自由主义基于个人权利和契约理念,强调权力的限制和政府行为的正当性,而民族主义则以集体身份和文化归属为中心,强调国家权力的代表性和统一性。两者在维护民主与社会稳定的使命上既相互补充,也存在根本矛盾。
自由主义要求对权利的普遍尊重,无视某些群体的例外;民族主义则常常根据民族边界划分"内外",并通过排除异己来强化统一体。 在全球政治和文化不断碎片化的今天,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纽芬兰的历史教训表明,民族认同的多元性和历史复杂性不可忽视,而美国的例子则提醒我们,一个立基于理念的命题性国家的脆弱与珍贵。正如林肯所言,国家的未来依赖于我们对自由和平等命题的重新献身。这一"未竟之工"也是自由主义面对民族主义冲击时,必须持续追求的理念灯塔。 因此,发展一种既能回应民族认同诉求,又不放弃自由主义原则的新型政治文化,成为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延续生命力的关键。
这个过程需要认识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善用历史与文化的资源,同时坚守个人权利和法律至上的规则。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真正包容的共存,民主才能得以健康发展,而自由主义才不会沦为空洞的理念或特权阶层的自我防卫工具。面对当前全球政治生态的剧变,重新致敬那些基于自由、平等和共识而建立的政治命题,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构建未来社会的必要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