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是现代世界最复杂且最令人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有些人选择不对以色列进行持续批评，甚至似乎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这背后的原因远超过简单的偏袒或者无视人权问题，更多的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对道德矛盾的理性权衡。在探讨该问题时，必须认识到这既是一场宗教、民族的冲突，也是现代政治、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体现。首先，批评或不批评以色列不能简单归结为偏见或者政治立场的选择。实际上，许多理性观察者已经明确指出，对以色列和犹太教的批判是存在的，只是这种批判往往基于事实且有一定的比例感。
犹太教中的某些古老经典，如利未记、出埃及记、申命记，确实包含内容严厉甚至令人不适的章节，但多数现代犹太人并不将这些内容作为指导行为的准则。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信仰的要求和执行方式则有很大不同，其中的教义影响也更加显著。换句话说，犹太教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有其独特性，宗教信仰并非绝对的政治指导力量，而更多表现为文化认同层面。此外，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其“犹太国家”的属性常常引起争议。很多批评者认为国家不应该以宗教身份为基石，但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来，以色列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犹太人长期遭受迫害的回应。纵观历史，犹太人在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灭绝性迫害，包括最惨痛的纳粹大屠杀。
建立一个保护自身宗教和民族的国家，尽管存在争议，却有其合理的安全防卫基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神权国家，从法律框架和实际运作来看，其宗教身份更多是一种文化属性，而非严格的宗教统治。尽管如此，以色列在防卫和与邻近巴勒斯坦地区交涉时的苦难和损失不能被忽视。历次冲突中，无辜平民大批伤亡，战争暴力带来的悲剧层出不穷。特别是加沙地区，人口稠密，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比例极高，往往超越战斗人员数量。这种现象叫人震惊，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然而，现实是极其残酷的，浓缩的地理空间和复杂的敌对关系使得所有作战行动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以色列虽被指责犯下战争罪行，但其所采取的武力使用往往体现出更大的克制和防御性，这种克制在西方和全球多次战争中是罕见的。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如哈马斯的行为则明显体现了极端主义的暴力倾向。哈马斯宪章公开宣称对以色列及犹太人的灭绝目标，这种基于宗教极端主义的仇恨，使得双方关系极难缓和。包括火箭袭击、利用民众作为人盾、恐怖袭击等手段，严重威胁以色列平民的生命安全。在理解双方的冲突时，区分意图和行为的道德差距尤为重要。
以色列军队可以完全天翻地覆地消灭加沙地区的平民，但却频繁采取限制性行动，尽可能避免造成平民伤害。很显然，这种克制并非源于对国际舆论的单纯迎合，而是反映出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和社会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部分激进力量的路线则是以宗教义务为名义，鼓励甚至利用儿童和无辜民众参与暴力行为，这种做法在任何文明社会都被视为道德丧失。而罪恶不仅止步于此。巴勒斯坦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不仅存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和颠覆历史事实，甚至某些媒体和儿童节目鼓吹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暴力，这是极端主义文化的体现。与此同时，对比ISIS等极端组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外界对于以色列之恶的过度关注显得有失平衡。
过去数十年中，全球范围内针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犯罪的抗议和声讨相对有限，而涉及以色列的冲突往往引发大规模城市示威。这种反差暴露了国际舆论中的偏向性和复杂的政治计算。总的来看，不能否认以色列作为武装国家，为保护自身安全常常采取激烈措施，同时也存在内部对宗教极端分子的控制不足。以色列政府和社会不断努力在保障国家存在和践行人道主义之间寻找平衡，例如尝试限制定居点扩张、打击极端分子等。巴勒斯坦方面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战略则把和平远远推向了难以达到的彼岸。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放弃宗教神话的包袱，以理性和实用主义解决彼此的生存矛盾。
公开承认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认清哈马斯及其他极端组织的残酷本质，是推动和谈与和平的先决条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只有准确识别冲突的根本原因和真实态势，方能制定有效和公正的政策。情绪化的谴责和片面批判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可能激化双方仇恨，助长极端力量的发展。在这个效仿多元文化和包容理念的时代，真正的和平建立在相互尊重、安全保障以及开放对话的基础上。理解为何不简单批评以色列，实际上是对中东复杂性和冲突实质的一种理性回应，也是避免陷入单一叙事陷阱的必要选择。唯有深入、全面、平衡的视角，才能为未来中东和平铺设坚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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