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利润是企业运作的核心动力,但当追求利润的机制扭曲,合法边界模糊时,盈利性不当行为便会应运而生。盈利性不当行为指企业或其高管通过违法、违规或明显违背伦理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仅侵蚀市场公平性,损害投资者与员工利益,还会引发系统性风险,降低社会对市场规则的信任。理解这一问题的形成机制、公司治理的防护功能以及执法的作用路径,对于建立长期可持续的企业治理与监管框架至关重要。 盈利性不当行为的驱动因素是多维的。短期业绩压力、股票市场对快速回报的偏好、管理层激励与薪酬结构设计不当,以及公司内部监控松懈,都会提高违规诱因。
行业竞争激烈或监管套利现象明显时,企业更可能选择边缘化或规避规则以求生存与扩张。文化因素同样关键:如果组织文化默许"结果至上",忽视程序与合规,员工在面对灰色决策时更可能选择违背规范的路径。同时,执法成本低、侦查能力不足或者处罚不具有威慑力,也为盈利性不当行为提供了外部环境上的"容错率"。 公司治理是防止与纠正不当行为的第一道防线。有效的治理结构不仅要求董事会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还需要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与内部控制体系。董事会应当承担战略与监督职能,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合规体系以及高管薪酬设计方面发挥前瞻性作用。
独立的审计委员会与风险委员会可以提升对财务报告与业务合规的监督效果,外部审计与内部审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企业治理的监督网。薪酬与激励设计应平衡长期价值与短期表现,通过延迟支付、业绩回溯条款与股票持有期等手段减少短期投机行为。内部举报机制与匿名渠道能够及时暴露违规线索,保护举报人并形成正向激励,有助于文化层面的自我纠偏。 执法机构在打击盈利性不当行为中承担着关键角色。法律与监管框架需要明确禁止范围、确立处罚尺度并提供可操作的执行路径。侦查与取证能力直接影响执法效果,针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贿赂与反竞争行为等类型的违法活动,需要运用经济分析与数据取证手段,结合跨机构与跨境合作提升案件侦破率。
执法策略可以多样化,既包括刑事追责、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处罚、市场禁入与治理整改令。重要的是处罚不仅要有惩戒意义,还应促进违法行为的纠正与制度改进。 公司治理与执法之间存在相互依赖与博弈关系。治理薄弱的企业更容易发生违法行为;相反,强有力的执法与高概率的查处会倒逼企业完善治理与合规体系。监管资源有限时,执法机构往往采用风险优先策略,优先打击高危行业或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案件。跨国企业的合规问题强调了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性,跨境资产转移、复杂公司架构与司法协助障碍使得单一国家的执法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协调性的监管网络能够提高全球违法成本。
一些真实案例揭示了盈利性不当行为的典型模式与治理/执法失败的后果。财务舞弊通常通过虚增收入、隐瞒负债或操纵估值实现短期利润的表面增长,最终导致投资者重大损失与市场信任崩塌。商业贿赂与腐败通过扭曲市场竞争、提高交易成本,对公共利益造成长远伤害。内幕交易与信息不对称则破坏资本市场的公平性,降低普通投资者参与的意愿。每一种案例都表明,仅靠事后处罚远不能彻底根治问题,需要预防性的治理设计与有效的侦查机制双管齐下。 针对企业管理层的实务建议可分为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
制度层面要构建明确可操作的合规框架,明确高管在合规中的责任,定期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在关键决策点设立多层次审批与独立意见审查。审计部门应得到足够资源与独立性支持,能够对高风险环节进行深入审查。薪酬体系设计要与公司长期价值挂钩,并引入 clawback(追回)机制应对财务数据调整或舞弊事件。文化层面强调领导示范作用,董事会与高管应公开支持合规与伦理,强化培训,鼓励员工在遇到不当指令时优先遵从程序与法律。 对监管者与执法机关的建议包括增强侦查与数据分析能力、提升跨机构与跨境协作、优化惩戒与激励并重的执法工具包。现代金融与商业活动高度依赖数据,执法机构应提升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的理解与应用,以便在海量交易中识别异常模式。
建立与其他监管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国际组织的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弥补单一国家执法范围的不足。处罚设计需要兼顾威慑与修复功能,对于高管与相关责任实体采取有针对性的个人责任追究与公司治理整改命令,能更有效改变违规行为的利益结构。 技术进步既是问题形成的助推器,也是解决方案的重要工具。自动化监控、反欺诈算法与异常交易检测系统可以在事前或事中识别风险,而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透明度与资产追踪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企业应将合规嵌入业务流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实时监测与合规提醒。监管机构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开展监管科技(RegTech)和监督科技(SupTech)创新,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覆盖更广泛的市场主体。
制度设计中要警惕"合规洗绿"的风险,即企业以表面合规掩盖根本问题或者通过形式上的治理改进逃避实质责任。真正有效的监管需要关注治理质量而非仅仅是合规文本的完备度。透明度是治理与执法有效性的核心,增加披露要求、提升信息可得性,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对企业治理与风险承担进行有效监督,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市场制衡力量。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同样不可忽视。投资者、员工、供应商与消费者都在治理链条中发挥监督作用。激励机构投资者发挥监控功能,推动企业改进治理;保护举报人权益与激励内部监督可以拓宽发现违规的渠道;媒体与民间组织的监督能够提高执法透明度与公众觉察。
一个多元的监督生态能够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增强监管覆盖面。 最后,需要认识到治理与执法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模式、产业结构与技术环境不断变化,新的盈利机会也可能催生新的不当行为形式。治理框架与执法策略必须具备适应性,既要保持基本原则的稳定性,又要在细节上不断更新。建立跨界对话平台,让企业、监管者、学界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规则制定与调整,能提高政策的现实可行性与公众接受度。 盈利性不当行为不是孤立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激励与能力相互作用的产物。
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提升执法能力与利用技术手段,可以有效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概率并提高查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将预防放在首位,在制度设计中把长期价值最大化作为核心目标,营造透明、问责与合规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遏制以不当手段追逐利润的动机,实现可持续的市场秩序与信任构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