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技行业内政治倾向的右转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领军人物纷纷与特朗普及其极右翼政治结盟，这一转变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劳工故事。传统的观点常试图从个人心理、家族历史或偶然事件来解读这种政治选择，但实际上，这场转变反映的是科技资本家为了强化对员工的控制而采取的战略调整。权力的集中与劳动力的博弈，是理解技术界政治走向的关键。同样，解决方案也需要围绕劳工展开，推动行业内部的组织化与团结。 特朗普时代不仅仅是政治转折点，更是科技行业劳工力量觉醒的历史时刻。此期间，技术领域的工程师和员工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推动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上的关键作用。
他们以#TechWontBuildIt等运动抵制为军事、移民执法等领域开发技术，争取更公平的工作环境，反对性别歧视和职场霸凌。与此同时，中立且致力于“信任与安全”的岗位逐渐形成，试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中遏制虚假信息传播和有害内容，挑战单纯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模式。 COVID-19疫情加速了远程工作和灵活办公方式的普及，技术公司也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和受益者。然而，随着员工集体力量的增强，科技CEO们开始采取反向策略。他们关闭了“all hands”会议和公开聊天渠道，限制员工表达与自治的空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大规模裁员，解散“信任与安全”团队，并将远程工作取消，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这一系列操作揭示了资本家如何通过打击员工自治来巩固权力。
马斯克的极端行为让其他科技公司领导人相形见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策更为宽容。Meta的大规模解雇、鼓励员工迁往德州的强制政策及对极右翼文化的投降，都显示出整个硅谷劳工生态系的恶化。工人权益的Overton窗口不断向不利于员工的方向移动，科技巨头们以维护“创新”之名，重复了历史上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老故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常被包装为赋能和自由，然而现实是新技术加速了既有的权力不平等。打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旗号的资本运作，往往以“创新”为借口削减员工福利，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特朗普本人对工人并不友好，却成为这些科技寡头眼中合适的政治盟友，他们共享对待劳工的轻视以及推动严厉移民政策与军事AI研发的共同利益。
如此背景下，改善科技行业政治与劳工关系的途径必须聚焦于劳工自身力量的提升。这意味着组织化和团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过去，硅谷劳工运动多由小众团体发动，缺少跨行业、跨阶层的联合。科技行业员工往往误以为自己的工作与传统产业的劳工无关，忽视加入更广泛工会的优势。这是一种“创新失忆”，即错误地以为新技术和新经济形态能够替代已有的组织和制度。然而，面对更复杂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广泛的工会资源和经验对于维护工作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今天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作人员都依赖科技产品和平台，这提供了跨行业团结的契机。通信工作者联盟（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CWA）在组织包括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和技术行业员工的过程中，正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此类多元工会不仅能够强化工人的政治影响力，也为不同背景的员工彼此理解和协调利益提供渠道。 科技行业对灵活办公的攻击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劳动时间控制之争。早期劳动运动曾针对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展开激烈斗争，打造了更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如今，随着远程办公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回潮，工人们有机会重新提出对时间与空间的控制权诉求，抵抗“极端劳动伦理”对个人生活的侵蚀。
这一斗争跨越收入高低、岗位差异，是连接高薪工程师与低收入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共同诉求。 随着企业愈加无视用户安全与社会责任，劳工的集体力量成为遏制资本家危险行为的关键。技术寡头的大规模裁员、支持极端政治力量的资金投入，挑战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只有当技术劳工准备联合抗争时，才能有效呼吁企业负责、遏制极端主义渗透。另一方面，员工脱离寡头垄断的公司建立自主平台与社区也尤为重要。面对马克斯接管下的推特和类似平台的受限体验，越来越多用户迁移到Bluesky和Mastodon这样的开放协议平台。
这些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预示着未来科技公司不必追求垄断，而能在开放网络中找寻可持续发展空间。开放源代码和低成本的AI模型技术为这种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被技术服务与构建的人群拥有更多话语权。 多年来，围绕合作社平台的构建不断推进，试图结合创新创业文化和自我治理的合作理念。像Start.coop这样的加速器帮助多个跨行业团队实现“社区出让”(exit to community)的模式，即创业结束时公司归属于员工或用户，而非被收购或上市。然而，现行法律框架带来的资金壁垒成为主要瓶颈。多数合作社无法像传统风险投资企业那样轻松筹集数千万资金，导致规模和竞争力受限。
为此，政策支持显得尤为关键。普通人组成的社区应该能够获得充分资本，满足自身需求，如打造共享兴趣平台或建设高性价比的宽带网络。借鉴1936年农村电气化法案及农贷体系的成功经验，类似的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推广到科技领域。税制改革亦是切入点，可以鼓励风险投资将退出方式多样化，支持员工入股或用户收购，推动养老基金将资本引导至更具社会责任的投资途径。 软件工程师科拉琳·艾达·埃姆克的著作《我们只是制造工具》警醒所有技术人员：工程从来不是中立的职业，参与不道德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不仅拥有抵制的权利，更承担着道德责任。
当前技术与政治势力的勾连，寄望科技劳工遗忘这一职责，直至为时已晚。 唯有真正将劳工力量摆在科技行业改革的核心，才能破解寡头政治带来的困境。科技不应仅为资本的工具，而应成为服务于普罗大众的公共财富。团结广泛劳工，推动合作所有权，建设开放透明平台，争取对时间与工作条件的更多掌控，将是实现技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科技的未来才有可能摆脱权力垄断，实现多元共融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