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代，谁拥有关键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美国作为世界科技领袖，长期以来对某些技术的流通施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涉及伊朗和中国等国家时，这种限制表现得尤为显著。为什么美国如此积极地决定哪些国家可以拥有特定技术，而哪些则不行？这一问题的答案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牵涉到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国家安全乃至主权保障等多重因素。 技术绝非中立工具，而是具备深刻政治意义的权力载体。科技行业常常声称技术是中性的，是使用者的动机决定了结果的善恶，但事实证明技术本身的设计、应用和推广路径，往往嵌入了特定的权力结构。美国限制伊朗核技术或是限制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表面上是安全考量，实际上是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一场博弈。
以伊朗核计划为例，历经数十年国际纠纷，美国和以色列以地区安全和防止核武扩散为由，强烈反对伊朗拥有核技术。然而，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发展和平核能的权利，这一点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多个国际协议亦予以承认。尽管伊朗在2015年签署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限制核活动获得国际认证，但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并恢复制裁，迫使伊朗核计划受限回退。以色列则拥有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库，且未受国际监督，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美国的强力保护。这种双重标准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用科技垄断维持对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表现。 不仅如此，这种技术限制带来的影响还超越了军事领域，扩展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
互联网和数字化产业的兴起，使得数据成为新的战略资源。美国科技巨头凭借先进的计算能力和资本优势，控制了全球大量数据流通和数字基础设施。这种控制不仅带来经济利益，更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收集手段。据泄露的斯诺登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广泛利用商业科技产品进行全球监控，使得依赖美国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处于某种程度的被动和不安全状态。 中国的技术崛起引发了这一格局的挑战。随着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迅速扩张，美国开始感受到来自新兴竞争对手的压力。
为防止关键技术转让，中国的技术发展受到了美国愈加严厉的限制，包括禁止华为设备参与美国及部分盟友的5G网络建设、限制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等措施。虽然这些限制被包装成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对抗，但本质上是对抗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崛起，保持美国科技霸权的体现。 美国掌控关键技术准入权，带来了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利益偏向。例如，美国愿意把先进技术出售给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备受批评，这体现出技术出口的背后更多的是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一致或友好国家的联盟关系，而非简单的安全考量。 伴随着技术越来越成为国际博弈的核心，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愈加显著。欧洲、南美、非洲等地区国家逐渐意识到对美国技术和商业生态的高度依赖带来的脆弱性。
微软曾因响应美国国会制裁命令关闭了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的邮箱，令欧洲多个国家忧心忡忡，显示在数字时代，美国通过控制云服务和软件平台，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施以政治压力。 然而，这种极力维护技术垄断的态度，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的反思。许多国家开始寻求技术自主，减少对美国技术和服务的依赖，例如欧洲推动数据主权和本地云计算服务，印度加强对本土数字产业支持，中国加快芯片和软件自主研发。这种趋势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反映了对美国主导秩序的不满和挑战。 技术作为权力象征的背后，是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美国之所以决定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某些技术，更多是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
限制技术出口，是美国对潜在竞争对手实行“锁喉”策略的一部分，通过科技优势确保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被削弱。 从历史来看，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已意识到掌握高性能计算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谁能最有效地将高性能计算融入经济，谁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主导力量”。互联网的私有化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科技公司因先发优势和资本支持能够迅速扩张国际市场，形成强大的技术生态，进而构筑了美国在全球信息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的非中立性意味着相关政策制定必须审慎权衡。美国赋予科技以强大力量，同时也承担着由此引发的国际不信任和阻力。长期的技术垄断引发的结果，是其他国家纷纷寻求多元化技术来源和数字主权，这在未来可能会重塑全球科技格局，推动形成更加多极的技术生态系统。
综上，美国通过决定谁能拥有关键技术，试图保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延续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军事技术，更渗透进了经济和信息领域。对此，全球各国应当清醒认识技术背后的权力分配问题，推进科技治理结构的多边化和公正性，探索开放且安全的技术共享机制。在全球化与技术发展的交汇点，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是影响国际关系与国家主权的关键因素。未来的技术命运，将深刻影响全球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