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隆·拉波波特，作为以色列资深记者，曾供职于《以色列日报》和《哈雷茨报》，他与巴勒斯坦政治家霍尼·阿尔-马什尼联合发起了“属于所有人土地”这一独特的倡议。该倡议提出在两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耶路撒冷为共用首都、开放边界并确保双方难民权利的联邦体制，为长期僵持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展现了新的解决思路。默隆的观点融合了个人成长经历、新闻从业中的观察体悟，以及对传统两国解决方案的深刻反思，显示出从严格分离到共享未来的转变。 默隆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其父母均为深度犹太复国主义者，分别来自乌克兰和美国。这一家庭背景让他少年时期坚定认同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25岁时，他开始疏离这一身份，转而支持共产主义党派，主要因其对两国方案的明确支持。
最初，他坚信两个相互独立、边界清晰的国家是解决方案的最佳体现。这种观点随着时光流转和亲身经历的积累不断发展。 2011年期间，以色列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针对生活成本和社会公正进行呼吁，这场运动深受埃及开罗塔哈利广场抗议的影响。默隆认为这一社会运动显示出以色列社会迫切渴望改变现状的强烈信号。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他首次深入被占领土，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展开直接对话。这些交流让他开始重新审视划分耶路撒冷、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传统立场，并意识到简单的地理分割无法解决根本矛盾。
他提出“真实的乌托邦”构想，将两国方案上升到联邦协作的层面，倡导开放边界、共享文化，以及历史不公的修复而非重复。 这一愿景的真正实践从2012年起步，默隆与霍尼在贝特贾拉组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10位代表会谈，确立五大原则：确认两个国家的存在、开放边界自由流动、两国共同管理共享事务、耶路撒冷作为双方共用首都、及修复以往的不公正。这一框架在未来十年里不断完善，成为“属于所有人土地”的核心主张。 难民的“回归权”是该话题中最为敏感的争议。起初，默隆认同放弃这一权利是和平的前提，担心这一权利威胁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地位。然而经过反复思考和与巴勒斯坦民众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回归权”是巴勒斯坦人的根本诉求，也是基于深厚的家庭、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权利。
默隆指出，权利的实践需兼顾以色列的存在安全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正义，可以通过为难民授予巴勒斯坦公民身份，允许他们在以色列境内享有居民身份，但不直接影响国家主体结构，从而实现权利与现实的协调。 对于目前存在的犹太定居点，传统和平方案要求全部撤离，默隆则提出创新方案，即不要求撤销定居点，而是将这些区域转变为巴勒斯坦国家境内的村庄。居住其间的犹太人将成为巴勒斯坦国家的居民，遵守当地法律，但他们同时保留以色列公民身份并享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权利，如参与当地选举。该模式灵感类似欧盟申根地区的跨境居住和自由流动，强调身份的复合性和法律归属的灵活性。相应地，巴勒斯坦人也可以在以色列居住，保留巴勒斯坦国籍，体现两国人民的互通与共存。 边界管理方面，默隆强调开放边界的理念，但同时也允许出于安全考虑的临时管控。
他并非提倡完全无控制，而是主张基于信任与实际风险的动态边境机制。类似于法国恐怖袭击后重新设置的临时检查，边界应在和平共存的前提下保持开放，增进人员、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非成为割裂的障碍。 对于武装群体的管控，默隆强调必须在国家框架内实现武装力量的合法集中。以巴双方目前存在的准军事组织，如哈马斯及部分犹太定居点的自治武装，均须通过政治协议被依法解除武装，实现单一国家权力的统领。默隆借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和逐步解除IRA武装的成功案例，认为虽然漫长且复杂，但和平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为彻底的武装解除，确保安全和法治。 默隆提出，支持犹太人民自决权并非排斥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两者并不矛盾。
新时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必须跳出现有的统治模式，走向一个既保障犹太国家身份，同时避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和歧视的民主国家。犹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得以保留，然而权利的平等和少数族裔的尊重才能构成真正的民主考验。 在身份交融方面，癿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也将在两国联邦体制中享有完整公民权，而不再面临单一身份的抉择压力。跨境居住和多重认同模式将成为常态，缓解双方矛盾。这种身份的动态流动性将促进和平共处，而非加深分裂。 默隆强调治疗历史创伤、相互认同共同土地的重要性。
巴勒斯坦认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希伯伦等历史圣地的存在同样是和解的关键要素。这样的相互尊重能够突破民族对立的僵局，为未来合作奠定基础。 默隆对比历史经验，强调以巴和平不能重蹈印度与巴基斯坦因分治导致长期冲突的覆辙，而应效仿欧洲联盟和北爱尔兰和平模式，通过共享治理机制实现政治分立与经济、社会融合的统一。他寄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能从战争废墟中萌生合作曙光，建立一个开放边界、人权保障、繁荣共享的未来。 民主在默隆方案中至关重要。他认为，缺乏民主基础的共处模式难以长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面临各自民主制度的挑战，和平建立后，双方面临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问题将得以在和平环境下更为稳妥地解决。而当前的暴力和占领状态只会导致更加深刻的伤痕和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默隆对结合政治现实、历史情感与未来愿景的“两国联邦”构想，既体现了他作为记者的敏锐观察，也融合了作为当代以色列公民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反思。这一理念挑战了传统的分离主义思维，注重在错综复杂的人口、文化和地缘结构中寻找共赢的路径。 “属于所有人土地”倡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新的政治框架，更在于唤醒双方对彼此作为邻居的认知，摒弃仇恨与排斥，拥抱平等、民主和共享的未来。它反映了一个新时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一代期望和平与公正的声音，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促进和平的思考方向。
总而言之，默隆·拉波波特的对话及倡议展示了一条以民主、共识和法律为基础的和平道路，强调在尊重双方主权、历史身份和现实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开放联系与紧密合作。耶路撒冷的共享地位、真切的民族和解、难民权利的认可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此方案的核心要素。尽管挑战依旧巨大，分歧深刻，但默隆的理念证明，在冲突阴影下，依然存在超越分裂的可能，塑造一个民族共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