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且影响深远的文明之一，其起源与演变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古埃及的考古遗迹和文献极为丰富，但由于热带和干旱气候条件下古DNA保存不佳，古埃及早期人口的基因组信息长期难以获取。2025年7月，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示了古埃及古王国时期一位成年男性的全基因组序列，这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该时期埃及人的遗传构成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埃及与周边区域人口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此次研究的样本来自位于努韦拉特（Nuwayrat）的考古遗址，年代通过碳十四测定，确认约处于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之间，恰逢古埃及早王朝末期至古王国早期之间的历史阶段。 该名男性的遗骸被安置在陶瓷罐内的岩穴墓中，这种特殊的葬俗在当时社会中往往与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关。基于牙齿和骨骼的形态学鉴定，确认其为男性，身高约157至160厘米，年龄推断在44至64岁之间，显示其寿命在当时社会中属于较长寿命类别。
骨骼上的活动性劳损与关节炎迹象表明，这名个体可能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结合该地区墓葬文化，推测其职业可能与陶艺制作相关。通过多种稳定同位素分析验证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主要生活于尼罗河谷的炎热干燥气候环境，食物结构中既含有陆生动物蛋白，也摄取了小麦、大麦等杂粮，符合该地区古代居民的饮食模式。 在基因组学层面，研究团队共提取了7份牙齿水泥质成分的DNA样本，经过严密的实验室污染防控筛选，最终确认5个数据质量较高的样本用于深度测序，获得约2倍左右覆盖度的全基因组数据。通过与超过3200名现代个体与800名古代个体的数据比对，结合主成分分析（PCA）和ADMIXTURE群体结构分析，该古埃及人的基因组显示出与现代北非和西亚人群的高度亲缘关系，其线粒体DNA为北非和西亚常见的I/N1a1b2亚群，Y染色体属于E1b1b1b2b谱系，同样分布于北非和西亚群体中。这一点从个体群体的整体祖源分析中得到印证，显示其祖先构成复杂，拥有多重遗传成分的混合。 显著的是，该古埃及人基因组中约77.6%的遗传成分与现今摩洛哥境内的一处中期新石器时代遗址（Skhirat-Rouazi）的古群体高度相似，这一部分代表了北非新石器时代定居者的遗传背景。
另一部分接近约公元前9000至8000年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人群，占比约22.4%，反映了当时埃及人与现代西亚肥沃新月地区人群之间存在基因流动。研究使用qpAdm模型精细筛选出基因混合模式，仅单一来源模型皆被排除，表明古埃及人口在遗传上是多源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印证了考古学上早就存在的文化交流与人口迁移假设。 这份基因数据显示，古埃及不仅在文化上吸纳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的影响，如文字体系、陶器使用甚至农作物种植技术的传播，人口本身亦存在实质性的迁移与通婚。数千年前，随着新石器革命进程在西亚和北非的推进，作物和家畜的驯化技术沿着多条贸易路线逐渐传播至尼罗河流域。这种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的深化伴随着人口的基因混合，内涵了人类实际移动的证据。研究还排除了该古埃及人与南部非洲或东部非洲如4500年前“莫塔”（Mota）个体的较高亲缘度，显示跨大陆基因流动当时可能较为有限。
在古埃及时间长跨度的基因演变视角中，研究也将该古王国时期个体与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前544年）的埃及古代人士基因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后期埃及人中与黎凡特青铜时代群体的遗传联系显著增强，约占近65%，同时仍保留古王国时期类似的北非新石器时代祖源。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中东地区青铜时代晚期人口迁徙的影响，包括希克索斯时期外来统治的可能基因流入。现代埃及人的遗传构成则更加多样，来自北非、西亚、东非甚至中非不同祖源的混合，反映了埃及作为文明交流枢纽的地理和历史地位。 该项基因组测序的成功部分归功于遗骸安葬于陶罐内的特殊葬俗，这种环境有助于DNA分子的保存，是热带和干旱地区提升古DNA保存率的有益参考。古DNA技术的突破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角，直观窥视跨越数千年的基因变迁轨迹，有助于修正或完善传统基于考古遗物和人类形态的推论。
未来，更多来自埃及和周边区域不同时间层次的古基因组将不断补充和丰富我们对古埃及人群多样性、迁徙模式及其与邻近文明互动的认识。 整合基因组信息、考古文化资料到生物人类学数据，共同构成了理解早期埃及文明成因的多维度框架。通过对古埃及古王国时期个体基因组的首次深度解析，研究表明，古埃及人口虽然主要起源于本土北非新石器时代居民，但早期便已有来自东方肥沃新月地带的基因影响，反映了跨地区的多层次迁徙与交流。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古埃及的历史叙事，更推动了全球史前人类迁徙研究向更加细致和精准迈进。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期待未来出现更多高质量的古埃及古DNA数据，揭示这片文明摇篮更深层次的人口与文化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