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理性一直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崇拜不断高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教育普及，使得我们对理性的信任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理性是否在所有层面都同样有效？尤其是在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时，我们亟需审视理性的局限，避免陷入“理性的过度扩张”。 人类的适应机制源于自然选择，这种进化过程本身运作缓慢，对环境变化反应迟缓。为了加快学习和适应的速度，大脑应运而生，而文化进化——通过知识、信仰和价值观的累积与传播——成为更快速、更灵活的适应机制。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科学方法，则在文化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理解世界和预测行动后果的能力。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在其著作《理性的过度扩张》中指出，理性及大脑的推理能力并非万能，其在推断行动后果时受到数据和信息可获取性的显著限制。对于那些日常频繁发生、且直接可见的决策，数据较为充分，理性推断较为可靠。但当我们试图触及较为罕见、群体规模更大、且变化周期更长的文化层面时，理性的效果则明显下降，甚至可能误导我们。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特征，其存在多层次的演化机制：既有内部特征的调整，也有宏观文化均衡状态下的变革。内部调整较为容易发生，因其作用对象较为局限，反馈反馈循环较短；宏观文化变动则缓慢且隐蔽，涉及整个社会价值观、规范及制度架构的深刻变革，反馈周期可能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导致大脑难以直接感知和评估这些变革的适应性后果。
除此之外，宏文化中的博弈均衡更加复杂。社会各群体依赖于稳定的文化规范和制度安排来维系平衡，而这些平衡状态一旦被改变，其连锁反应和最佳适应路径常常超出单个个体的理解范围。大规模社会的文化单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从早期的村落、小部落，到国家乃至全球文化体系，理性推断所能依赖的信息密度却相对稀疏，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和不确定。 理性的地位曾在欧洲1700年以后经历显著提升，这一变革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加速。理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教育体系强调科学而非传统权威，创新者和改革者获得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推崇。这种理性的崇拜使得社会对技术与制度改革的接受度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对文化变革的过度乐观和轻率决策。
在历史的长河中，理性逐渐不满足于技术层面和实用规范的革新，开始涉足更为深层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改造。这种扩展本身并无不可，但伴随而来的是对变革复杂性和潜在负面影响的忽视。社会倾向于高估理性对宏观文化适应性的把控力，而忽略了这背后所需要的庞大数据支持和复杂反馈机制。 这种偏差导致了所谓的“文化漂移”现象，即在宏文化范围内，缺乏充分证据基础的频繁变革可能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能，甚至产生难以挽回的副作用。换句话说，理性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推动了进步，但过度依赖理性而轻视经验、传统和渐进实践，会使社会失去调节机制，陷入动荡与混乱。 为何会出现如此过度信任理性的局面？原因多方面。
首先，人们往往忽视理性依赖的信息质量和数量。此外，现代社会普遍存在“失败可被及时纠正”的假设，这种乐观预期使得改革者敢于冒险推动变革，认为风险可控且代价有限。再有，理性常被用来衡量短期的幸福感、痛苦减少或满足感递增，而对文化系统的长期适应性考量则往往缺乏足够重视。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大脑擅长处理直接、具体、当前性较强的信息，却难以有效掌握长期、复杂、多层次的系统动态。这不仅影响个人行为，还对公共政策、文化变革产生深远影响。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国际关系的演进等议题，经常受到短视和近因效应所困扰，导致理性分析陷入片面。
为了避免“理性的过度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和决策者需要重新审视理性在文化变革中的角色，强化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认识。首先，必须承认文化适应性的评估远比技术创新复杂，需要依赖多元数据和跨学科的视角，而非单一的理性推理。其次，推动改革应更加注重渐进与试验性的路径，给予社会足够时间去验证变革的适应性效果，减少盲目快速的大规模调整。 此外，尊重并整合传统文化的优势，建立经验反馈机制，提升公共理性讨论的质量，也成为必要手段。传统并非陈旧的包袱，而是经过历史筛选沉淀下来的集体智慧，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稳定和韧性的基石。同时，我们需要培养谦逊的理性观，承认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避免过度乐观和狂热的变革冲动。
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加速变动的背景下，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更加频繁，理性的挑战亦更加严峻。世界正在形成空前庞大的宏观文化体系，其演化机制愈发复杂，单靠传统理性分析难以完全解读和驾驭。未来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尊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思想框架和社会制度。 总结来看，理性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有限的工具。在面对大规模、深远且复杂的文化演变时，理性不能替代经验、传统、直觉与多样化的信息来源。理性的智慧不是盲目地扩展应用，而是明智地识别边界，审慎地权衡风险与收益。
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避免文化的盲目漂流，实现真正的稳定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