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辉煌、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兴起和发展跨越了数千年，影响深远。然而，关于古埃及人群的具体基因起源和人口交流历来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埃及的地理位置处于非洲与西亚的交汇点，历史上与邻近地区频繁贸易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干燥炎热的环境导致古埃及遗骸中DNA保存状况极差，制约了基因组学研究。直到2025年，科学家们才首次成功从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一具男性遗骸中提取并测序了全基因组，这一突破为揭示古埃及人群的遗传构成打开了新篇章。此次研究的对象来自努瓦拉特墓地，这一遗址距离现代开罗约265公里，遗骸经放射性碳定年确认死亡时间约为公元前2855年至2570年，涵盖早期王朝与古王国交替时期。伴随这具遗骸的独特陶罐葬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也促进了DNA的保存。
遗传分析显示，该男性的基因组中约有78%的遗传成分可追溯至北非新石器时代群体，尤其是来自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样本最为贴近，表明古埃及人具有深厚的本土北非血统背景。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遗传组分中约有20%与西亚地区，特别是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古代群体存在紧密关联，这种基因联系与当时安纳托利亚及黎凡特古代群体遗传类似，说明了不仅仅是文化因素，人口迁移也是这种交流的关键组成部分。历史与考古证据曾指出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之间有持续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如植物、动物驯化、文字系统的引入，以及工艺技术的传播等。基因组数据的出现为这些文化交流背后的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证据，支持了古代埃及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广泛的地缘网络中与东方地区有实际人员交往。科学家利用现代及古代基因组数据库，应用主成分分析和qpAdm等统计模型多角度比对，此男性基因与今日北非及西亚群体遗传关系紧密，所属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也普遍存在于这两个区域的现代人群中。此外，结果排除了来自东部非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基因输入，强调了北非和近东的基因连续性。
遗骸的生物学性状推断显示该男性拥有棕色眼睛和头发，肤色从深黑至深棕不等，这与古埃及人民的形象描述相符。骨骼分析表现出显著的骨关节炎及磨损迹象，暗示其生活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虽然安葬方式体现较高社会地位，可能担任陶工等职业。多种同位素分析支持其在幼年时期生活于尼罗河谷地区，饮食多样，结合了陆生植物及动物蛋白，与古埃及主流食物结构一致。学界观点曾长期偏重文化上的交流与传播，认为埃及文明主要由本土人群发展，外来基因成分较少。此次古基因组研究提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西亚的基因流动影响了埃及人口结构，为多元化构成提供了生物遗传学支持。对比同时期黎凡特及安纳托利亚的古DNA发现，同样也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相关遗传贡献，此现象揭示了整个东地中海及北非区域在史前时期就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基因与文化网。
进一步对埃及后期，包括第三中间时期（公元前787年至前544年）的古DNA研究表明，随着历史上的殖民与社会变迁，黎凡特群体的遗传影响有所增大。现代埃及人群遗传组成同样反映出北非本土、黎凡特青铜时代群体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因来源的混合，说明历史上多轮迁徙与融合事件持续塑造着埃及人口的基因多样性。此次古埃及基因组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古埃及人群的起源与迁徙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证据，也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研究团队强调，更广泛的地域与年代样本测序是未来方向，有助于深入揭示古埃及文明内部不同群体间的遗传结构变异、多次人口交流及迁徙模式。此外，DNA保护良好的陶罐葬可能成为后续古埃及DNA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总体而言，该研究打破了古代埃及人群遗传历史的神秘面纱，推动了我们对尼罗河文明与整个古代北非及近东地区多样文化交融的认知。
未来，结合考古资料、古环境分析及更丰富的古基因组数据，将有望全面描绘古埃及人口动态与文明演进的全貌，为解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注入新的科学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