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移民问题日益复杂，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其移民政策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美国在这一背景下，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同寻常且具有争议性的移民遣返政策，将移民送往往与其原籍国毫无关联，更甚者政治经济极不稳定的第三国。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遣返体系，更逐渐形成了一套“消失人群”的运作机制，令被遣返者处于法律和社会的边缘，几乎“无处可归”。 这一做法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25年五月，美国政府曾将八名来自古巴、老挝、墨西哥、缅甸、越南和南苏丹等国的移民遣送至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这些移民均因涉嫌严重罪行被拘留，之后被转运至南苏丹——一个正面临饥荒和内战风险的国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门负责人汤姆·霍曼曾坦言，不清楚这些人在释放后具体下落，强调“对我们而言，他们已经自由”。
此言不经意地暴露出美国政府将某些移民群体推向法律和社会监管的真空地带。 特朗普政府将遣返对象投向第三国的政策迅速成为其移民体系的核心内容，不再局限于将移民驱逐回原籍国。除了美洲西半球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及巴拿马之外，政府还积极与非洲多国进行外交斡旋，促成遣返协议。令人瞩目的是，美国曾将五名移民遣送至人口稀少、土地锁闭的南部非洲国家埃斯瓦蒂尼，据称因为他们的原籍国拒绝接收。尽管相关遣返协议条款未对外公开，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此举显然超出传统遣返范畴，向更为隐秘、复杂的操作转变。 此策略并非完全新鲜。
例如，历史上美国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将数千名海地难民拘押于关塔那摩湾的集中营，然后强制遣返回国。澳大利亚也曾在2000年代初实行“太平洋解决方案”，将抵达其海域的寻求庇护者转移至太平洋岛国如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措施的共同点是试图通过将移民引导至第三方国家，减轻本国移民政策的压力。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类遣返操作因规模与范围显著扩大，而变得尤为突出，形成一张更为庞大且复杂的“消失人群”网络。 与过去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一新的遣返操作不仅仅关乎移民管理，还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视遣返政策为外交筹码，与涉事国家进行谈判，交换贸易利益、援助资金等多方面好处，甚至将移民接受承诺与双边关系紧密挂钩。
如在近期的西非领导人峰会上，特朗普总统强调接受遣返者是改善商业关系的重要一环。在多国经济发展承压、人权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被遣送的移民几乎被切断了重新安身立命的路径，成为美国与第三国谈判桌上的“筹码”。 这种新型遣返机制的创造性和复杂性还涉及其广泛的国际影响。首先，此举加剧了原本脆弱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许多被遣返者原籍国未接受或无法有效安置，他们被推向了制度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经济陷入困境的第三国。这不仅使得本已困顿的接收国雪上加霜，也让这些移民处于极易遭受剥削、失去基本人权保障的境地。
其次，推动了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相较于协同合作与多边监管，这种单边、以强势国利益为导向的遣返策略破坏国际规范，打破了公认的庇护和难民保护原则。 与欧洲采取的“土耳其协议”相比，美国此举更具硬核外交意味。欧洲联盟曾于2016年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将通过非正规途径抵达希腊的移民遣返回土耳其。此协议虽引发争议，却为欧盟争取了时间和缓解了边境压力。而美国则直接将部分难民送往无能力保障其安全的国度，并且未必完全获得该国的公开认可。
这势必带来严重的法律挑战。事实上，类似英国尝试遣返至卢旺达的政策很快面临最高法院裁决，因该政策被认定违法而被放弃。美国的政策因此也有可能陷入法律诉讼泥潭。 国内层面，特朗普的这一政策受到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强硬的遣返措施有效打击非法移民入境，保护美国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安全。反对者则批评这是一种无视人权、加剧移民困境的野蛮操作，甚至被称为“制造消失”，令大量移民处于灰色区域，缺乏法律保护，面临生死存亡的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移民体系监管透明度下降，公众难知遣返后移民具体去向，形成信息不对称且监管缺失的局面。 此外，这种遣返第三国的做法，也为全球难民和徒步移民带来了不安定感。许多寻求安全和更好生活的人士感受到政策的严峻转变，恐惧在被扣押、遣返过程中陷入无处可去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寻求庇护的合法权利，使得移民走上更为危险的非法路径，甚至增加暗中失踪、人口贩卖及其它非法行为风险。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通过构建覆盖全球的“消失人群”遣返机制，无论其初衷是何，已成为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重要且充满争议的一环。该机制在成效与道义之间的冲突，国际影响和人道主义隐忧，以及法律与伦理的挑战，均为政府决策者、民权组织和国际社会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课题。
未来，全球社会亟需寻找平衡，既保障国家安全和合法移民管理，又维护移民权利与基本人道主义原则，以避免国际社会在移民问题上陷入更多冲突与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