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如何首次踏上被称为Sahul的地区(即现今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及阿鲁群岛),一直是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的一个谜题。传统观点中,许多人认为这种迁徙可能是偶然的,随海流漂流或者意外逃生。但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一过程绝非巧合,而是早期现代人类具有主动计划、定向航行的能力所致。Sahul的形成因海平面下降而使得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阿鲁群岛合而为一,但仍需穿越多处广阔水域,其中最长的海上航程接近100公里。这段距离的跨越,远超过了早期其他人类种群所能达到的航海能力,暗示着早期现代人具备一定的海上航行技术和认知能力。 关于这一迁徙路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条路线的可能性:北部路线经过苏拉威西进而到达新几内亚,南部路线途径巴厘岛、帝汶岛,最终抵达澳大利亚西北部。
这两条路线都涉及多次海洋跨越,但不同之处在于北部路线的跨海距离稍短且多次岛屿能相互可见,而南部路线部分关键的海峡并不存在直接视野连接,因此航行难度较大。研究者利用古地理学视野分析,结合现代海洋及气候模型,模拟了古时海平面下降(约达到目前海平面的-75至-85米)情况下的海岸线视野,评估各个岛屿之间是否可视,从而推断早期人类是否有可能通过目视导航完成迁徙。 模型显示,北部路线的岛屿间视野良好,特别是在关键海峡处,相关岛屿大多数在离岸位置均能被清晰看到;而南部路线的最后一段到达Sahul大陆架的跨越,岸边视野受限,远距离航程更具挑战性。基于此,北部路线被认为具备更大的实操性和成功可能。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开展了基于海洋漂流和人口动态的严密模拟实验。利用风速、洋流和气象数据,模拟了数十万个虚拟'航行者'的漂流轨迹,考察他们在无导航和具备最简导航能力(如选择最佳时刻出发并向目标维持一定方向舵速)的情况下,成功抵达目标岛屿的概率。
模拟显示,如果完全依靠随机漂流,抵达Sahul的概率不到5%,且需每二十年至少有40名成年人被'冲离'起始岛屿,这一假设被认为极不现实。相反,若人类具备简单的导航技能,包括选择最佳航行时间和最低速率向目标划桨,抵达概率大幅提升至近90%,表明早期现代人极有可能主动规划并完成跨海迁徙,具备初步的航海技术和认知策略。 在人口学层面,研究进一步模拟了多个岛屿群之间的小规模人类群体迁徙与生存动态。结果显示,迁徙成功并在Sahul建立稳定的人口需要一个相对较大的基群,即初始迁徙人数需要达到至少上千人,以确保避免灭绝的风险。这一发现与基因学研究所揭示的Sahul地区最初定居者具有较高遗传多样性的结论相符,显示早期迁徙可能由多个群体共同参与,整合形成了持续且稳定的人口基础。 这一综合模型动摇了过去关于早期人类定居Sahul是偶然事件的假设,强调了当时现代人类在技术、认知和社会组织上的复杂水准。
生物学上的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例如较早期的人类祖先如直立人虽然可能到达了苏门答腊附近的岛屿,却未能越过深海达至Sahul,也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大型哺乳动物能够完成这样的跨海大迁徙。这说明只有行为更复杂、技术更先进的现代人类,才具备了此类远距离海上迁徙的能力。 此外,研究揭示的两个迁徙路线并非完全排斥,实际上可能存在多支族群沿不同路线同时或相继迁徙的情形。这种多元迁徙路径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人类迁移的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也与现代遗传结构中显示的早期族群分化相对应。 考古发现的分布也间接支持这些结论。至今在沿线岛屿发现的证据,如苏拉威西的先人工具和动物遗骸、帝汶和弗洛勒斯岛的遗址,大多年轻于Sahul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遗迹,表明早期迁徙可能十分迅速,族群活动主要依赖沿海资源,且可能尚未深入内陆。
这也暗示许多早期遗址可能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增加了考古发现的难度。 技术方面,研究提及现代测得的洋流、季节性风向,以及古代气候模式,如季风的存在,对指导和促进早期航行至关重要。岛屿之间的相对可视性减少了导航的复杂性,而使用简单的水上交通工具如筏子或独木舟,以最少的速度保持定向航行,有助于大幅提升渡海的成功率。竹材等当地资源可能提供制作水上工具的材料,从而增强了这一迁徙的可行性。 该研究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视野分析、基于全球气象和海洋数据的漂流模型,以及精确的人口数学动态模型,最终得出全面论证。这种多角度、多数据源的整合方法不仅验证了早期人类具有规划性的海上航行能力,也为理解人类迁徙过程中的生态、地理与技术互动关系提供了深刻见解。
综上所述,早期人类定居Sahul地区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偶然漂流,而是具有高度认知能力、计划和协作精神的主动迁徙。这不仅重塑了我们对早期现代人类行为复杂性和技术发展的认识,也为人类起源和迁徙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未来在未充分勘探的北部航线岛屿开展考古工作,有望发现更多支持人类早期定居Sahul的实物证据,进一步完善迁徙时间、路径及技术细节的理解,助力揭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冒险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