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日益显著，如何协调不同政治体制国家特别是威权国家的合作，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难题。知名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多为威权国家，而出产和出口大量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如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也多为非民主政权。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格局要求全球各国构建更具针对性和包容性的谈判策略，才能有效推进国际减排目标。威权国家在气候政策上的行为特点与民主国家有明显不同，因其政治决策通常缺乏公众监督，且国家对本国石化企业掌控力强，使得谈判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威权国家的决策往往集中于高层，信息流通受限，外界难以准确了解其真实的政策意图和执行力度，这就限制了国际社会运用传统透明度监测和压力措施推动其改革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威权体制也存在其独特的优势，如决策效率高且能迅速调配资源，在没有民主制衡阻碍的情况下，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低碳转型。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国，成功推动电动车和太阳能等绿色技术的快速发展，就是此类体系优势的典型体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者曾指出，中国领导层对能源转型的远见为其气候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威权国家由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内部缺乏有效的环境保护压力，令其在减排过程中面临重大阻力。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的经济结构深深绑定于油气收入，因此即使环境治理在长远看符合国家利益，短期内地产生的经济利益损失也让其政府不愿贸然改变现状。此外，这些国家对环境信息的掩盖和数据不透明，令国际社会难以通过公开途径追踪其真实减排行动，增加协调复杂度。针对威权国家的谈判策略需要兼顾政治现实和气候目标。
一方面，外界应避免单方面施加过度压力或指责，防止激化矛盾导致谈判破裂。二者，应利用其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掌控优势，鼓励威权政府下令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投资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六方合作、多边平台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国际气候峰会、经济合作组织乃至区域性联盟为各国提供了展示合作意愿和达成共识的场所。近年来，诸如“360度外交”策略得以推广，即通过全球各地的外交机构实施跨领域合作，扩大气候治理的影响力。此外，经济激励手段，如碳关税和碳边境调节机制，正成为引导威权国家主动减排的有效工具之一。
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推动针对高碳产品施加额外税负，既保护本土环境，也促使出口国改善生产模式，符合全球绿色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单靠经济制裁并非万能，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误判和不公正对待，因此国际社会在设计规则时需注重公平性和包容性。外交细节中，建立个人层面的互信关系对破冰谈判起到积极作用。美国资深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官员谢振华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曾经促进美中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此类软实力技巧不仅弥合政治分歧，也为未来合作铺平道路。不过，政治环境变化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如政府更替和外交关系波动都可能影响到契机的延续性。
民间社会和环保团体在威权国家推动气候行动面临极大挑战，因缺乏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环保组织常受限甚至打压，这进一步限制了公众监督和社会动员的力量。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可以借助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舆论压力形成推动政策转型的动力。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强调，仅有形式上的民主不足以应对气候挑战，需要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和力量平衡，以抵御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了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多元化和灵活的应对机制。针对威权国家，外交谈判不能忽视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而应提供符合其发展需求的绿色增长方案，体现合作与共赢的理念。同时，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透明度和监控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卫星监测加强对排放活动的监督。
未来，跨境合作、发展低碳技术转移以及资金支持机制将是推动威权国家气候行动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包容性协作和主动沟通，全球才能成功引导威权国家携手应对气候危机，迈向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