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美关系正处在复杂的博弈期,学者丹·王(Dan Wang)提出的"工程国家对比法律社会"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两国制度性差异及其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个范式并非简单的标签化,而是试图揭示政治精英背景、国家治理优先事项与经济发展路径之间的内在联系。用"工程师主导"的中国与"律师主导"的美国作对照,有助于观察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人才流动上的优劣势,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塑造未来的全球竞争格局。丹·王的观察既带有描述性,也包含规范性的建议:两国应当相互学习,扬长避短,而不是陷入意识形态化的零和对抗。 "工程国家"的核心在于国家对物质生产与大型工程项目的重视。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铁路网、城市住房建设、清洁能源装配线和若干制造业集群,都是工程能力集中释放的例证。
政府通过集中资源、统一规划与长期投资,推动了大规模的物理基础设施改造与产业升级。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于可测量的目标、分阶段实现与技术试错,这种方法在建设型任务中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的工程文化还体现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执行力强、动员能力高、对空间与规模经济的敏感度高,从而在短期内实现快速物质产出。 相对而言,"法律社会"强调程序正义、契约精神与制度性制衡。美国长期以来由法律专业出身的政治精英主导,使得政策制定更多依赖制度框架、法律程序与利益协调。律师文化推崇规则透明、权利保护与司法独立,这些特质有利于创新生态的多样性与民间企业的活力。
硅谷的开放创新、多元资本市场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正是在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中得以繁荣。然而,法律社会在推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或长期产业布局时,往往遭遇程序拖延、利益分散与成本膨胀的困境,导致物理空间的更新速度显著慢于工程国家。 丹·王并不简单地宣称一种模式绝对优越,而是强调两者各有可取之处。中国在制造业与基础设施扩张方面的实践,给美国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单靠市场与程序有时不足以完成国家级的工业重构。与此同时,美国的法律传统与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科技创新和社会活力的重要保障,是工程国家在追求速度和规模时容易忽视的约束机制。因此最理想的路径或许在于"混合实践":保留法治与程序性监督,同时提升国家在战略性产业与公共工程上的长期投入与组织能力。
在实际政策层面,两国已有趋同的迹象,例如将工业政策重新提上议程。这既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也源于对关键技术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开始通过大型拨款、税收激励与产业联盟促进本土高端制造能力,而中国在持续推进半导体、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的本地化。两国在手段上有所借鉴,但也存在显著差别:中国更倾向于直接性资源配置与国家主导的项目工程,美国则更依赖市场激励与法律框架下的公共 - 私营合作。 人才与移民政策是丹·王特别指出的关键环节。中国在过去吸引海外工程师与技术专家参与制造业孵化方面取得过显著成效,而美国近年来在高技能人才引进与签证政策上时有波动,甚至在个别时期实施较为收紧的移民政策,影响了工程能力的跨国流动。
工程师的跨境流动不仅仅是技术转移,更关乎管理经验、生产组织能力与产业链协同。相反,律师文化下的人才流向则更注重法律服务、合规咨询与制度性创新,对塑造国际规则和治理秩序具有长期影响力。 丹·王也提醒我们注意"工程国家"的隐忧。国家动员与高效执行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对公民自由与个体权利的压缩。工程项目如果缺少独立监督,就可能出现效率优先而忽视社会成本的情形。中国在过去几年对互联网平台和部分私营部门的管制,以及"零疫情"期间对社会生活的强力干预,都显示出工程导向治理在处理社会弹性和多元利益时的局限性。
因此,提升国家工程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兼顾法律保障与公众参与,才能维持长期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律师与工程师"的范式提示了另一层次的博弈:制度竞争并非纯粹的技术比拼,而是制度优势的综合体现。中国的工程能力使其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扩张与产业下沉,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关键节点;而美国的法律优势则有利于培育软实力、规则输出与资本运作。这种对称性意味着两国在不同领域内可能形成错位竞争,同时也为第三方国家提供了选择范式:是追随基础建设密集型的发展路径,还是选择规则与服务导向的发展模式。 面向未来,政策建议应着眼于制度优化与互学互鉴。中国可以在保留工程学思维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透明度与权力问责,以化解工程速度带来的社会摩擦与治理风险。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市场化监管和鼓励民间创新,将使工程能力更好地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美国则需要在法律程序与市场机制之外,构建更有力的国家战略能力,包括长期财政承诺、更高效的公共采购与鼓励制造业回流的配套措施。同时,放宽高技能人才的移民环境、改善职业教育与产教融合,有助于补齐工程能力短板。 全球层面上,两国应当避免将制度差异塑造成无法调和的冲突。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要求中美在供应链、气候技术与公共卫生等领域保持必要的合作。以工程能力推动清洁能源扩张,以法律体系确保跨境合作的规则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
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应当以国家长期利益为重,而非短期对抗,通过制度创新与国际规则设计,避免"工程与法律"对立演变为去全球化的深度裂缝。 总结来看,丹·王提出的"律师与工程师"对比,既是对中美政治精英背景与国家能力的洞见,也是对未来政策选择的提醒。两国都面对着产业升级、人口结构变化与全球治理重构的挑战,单一模式难以提供通向成功的万能钥匙。通过反思各自的制度优势与短板,推动法治与工程治理的有机结合,既能增强国内经济的韧性,也能为全球体系的稳定与创新贡献更大的公共物质。中美若能在竞争中保留制度互学的余地,世界将更有可能迎来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富有规则性的未来。 。
